的印象中，贞观之治是无法没有魏徵的，没有魏徵的进谏，如何谈论唐太宗的纳谏呢？其实，只要仔细研究魏徵的官职就会发现，除了忠诚与能力以外，魏征的进谏，常常是职务性的需要。魏徵开始做谏官，不言而喻，那是专门提意见的官职。后来当门下省的官员，甚至长期负责门下省的工作，而门下省专门审查中书省草就的皇帝诏敕，同意的下发不同意的要驳回。这个关键的岗位，让魏徵经常面对皇帝的新决定，提意见因此变得日常化。换句话说，魏徵的贡献，也有制度设置的一个层面，因为专门设置门下省为皇帝的新决定把关，所以这个岗位突出了魏徵的忠诚和能力。这种制度体现的政治理性，显然是需要给予足够重视的。
制度创新当然也是政治理性。张蕴古是唐太宗的一个大臣，因为泄露禁中语（相当于泄密），皇帝一时怒不可遏，下令杀人。张蕴古有罪，但罪不至死。火气过后，唐太宗立刻后悔。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唐太宗积极与大臣们商量，如何避免这样的错误重犯，一项制度创新因此诞生。这就是复奏制度。从此以后，凡是皇帝下令杀人，要反复多次才可以执行。结果，史书记载自从实施了这项制度，“全活者甚众”。在这项制度的创立过程中，唐太宗看重的是制度的理性，不敢依赖自己的一时判断。那么，这项新制度，是提高了皇帝的权威还是有损皇帝的威信，当然是前者。
政治理性，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民为本”思想的贯彻执行。这本来就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理论。《尚书》已经提出“民为邦本”的思想，孟子更把这个思想概括为民贵君轻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唐太宗时代就是这种理论的实践。贞观之初，朝廷考虑如何减少犯罪问题，有臣建议严厉打击，唐太宗认为去贼最好的办法就是减轻百姓的负担。他知道换位思考。
减轻百姓负担，是唐太宗制度调整的一个重要着眼点。精兵简政，合并州县，减少官员，降低皇室成员的爵位，放宫女出宫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减轻百姓负担，希望达到藏富于民。唐太宗常说的一句话至今中国人耳熟能详：“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来自《荀子》的说法，让人明白君民的依存关系。过去，我们会批判说，这是唐太宗在利用百姓。其实，如果社会结构无法改变，唐太宗这样利用百姓，总比隋炀帝那样利用更受百姓欢迎。如果政治家连这点政治理性都不具备的话，不以百姓的存活为意，只是一味地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么社会动乱的后果可想而知。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其实是政治最基本的原理。古往今来，凡是百姓、国家、统治者三者关系如此摆放的时代，一定就是国泰民安的时代。反之，如果不管百姓死活，不顾国家根本利益，全力以赴追逐统治集团利益的，比如东汉后期，那么天下大乱就不可避免。
唐太宗一班君臣赢得贞观之治的美誉并非偶然，至少在政治理性方面，他们的努力是具有当代价值的，虽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但是作为政治家，政治理性却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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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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