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表示:我们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付出的代价非常惨重，比如生态环境的破坏、社群的解体，再加上严重的贫富不均。还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是市场经济使我们的社会成了市场社会，我们的精神世界不存在了。道德理想比如诚信，已成了稀有价值。在儒家传统中，诚信问题最重要。如果没有诚信，经济再发展，社会再安定，也不够。面对这些大的挑战，我们如何作出创造性的回应？开发传统资源需要有创造性，它能帮助我们解决现代化的课题，让我们对西方价值做更深刻的理解，同时对它的负面作用保持批判的力度。

    ●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应该是不同领域知识分子的共同责任，然而，现在所有这些都彻底商业化、市场化、物质化，从一个领域本身发不出重要的精神力量

    对于市场经济社会价值信仰的缺失，杜维明进行了严厉批判:我们除了积累经济资本以外，还要有社会资本。除了科学技术能力以外，还要有文化的能力。除了物质条件以外，还要有精神价值。我们不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无情无理的批判，我常常说，以前我们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的糟粕与西方文化中精华的精华相比，这当然会使我们的自信心完全丧失。现在应该进行平等互惠的对话，这是一种关于核心价值的文明对话。除理性外，应该也发展一种慈悲和同情；除权力外，还有责任；除了自由，还有平等、公正；除了个人尊严，还有社会的整合、和谐。这些都是丰富的传统资源。开发传统资源的内在价值，就是可以使我们的身心挺立，使我们与他人进行互惠交谈时可以有所“本”，也就是有的人所说的主体性。

    他说: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应该是知识分子，特别在各个不同领域的精英，比如政府、学界、媒体、企业、宗教等，共同的责任。然而，现在所有这些都彻底商业化、市场化、物质化，从一个领域本身发不出重要的精神力量。学术界不能，媒体不能，甚至宗教也不能。现在在每个不同的领域，有一批对这个问题不仅关切，而且付诸行动的人，这些人之间能不能通过横向的沟通来互相鼓励？然而，现实是看得越清楚，越有无力感、悲愤感，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现在是一个关键时期，能够转向的时间不多，可能也就是三五年，如果转向成功，就会出现良性循环，如果转向不成功，就是恶性循环，可能走上一条不归路。

    ●大国崛起，只考虑经济、政治力量，绝对不够，还要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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