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家施蛰存与诗人戴望舒是“最亲密的朋友”(施蛰存语)。他们的友谊，始于1922年。当时施蛰存入杭州之江大学，因为文学爱好，结识了宗文中学毕业班的戴望舒、杜衡、张天翼等一干朋友。他们聚集一起，组成文学社团“兰社”，创办小旬刊《兰友》。因为家不在杭州，施蛰存便寄居在戴望舒的家里。

　　之后，他们一同来到上海，考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在这所简陋的“弄堂大学”里，他们除去获得丰富的学识，还在课余拜访沈雁冰、田汉、俞平伯等老师，“这些课余生活，对我与望舒影响很大，也加深了我俩之间的友情。”

　　1925年秋，为了吸收更多的文学营养，他们又先后入震旦大学特别班攻读法文。他们后来的法文翻译基础，就是在这时奠下的。1927年，政局突变，戴望舒便与朋友杜衡去松江施蛰存家暂住。在施家，他们三人除去读书闲谈，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翻译外国文学。后来施蛰存回忆说:“我家里有一间小厢楼，从此成为我们三人的政治避难所，同时也是我们的文学工场。”“文学工场”越开越兴旺——翻译、写作，不亦乐乎，居然把几位准备赴法留学的计划也冲击“流产”了。

　　在这里，戴望舒遇上了使他一生未能释怀的爱情——遇上了一位“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施蛰存的大妹施绛年。这段爱情以悲剧结束，戴望舒只在其中收获了他的第一批优秀诗歌。但是，这场悲剧却并未影响到施、戴的友谊。这应该与施蛰存的处事态度有关:“一个是我的大妹妹，一个是我的亲密朋友，闹得不可开交，亦纯属他们自己私人之事，我说什么好呢？当年此事发生时，我就不管此事，一切采取中立态度，不参与也不发表意见，更不从中劝说或劝阻。”

　　戴望舒去法国留学期间，施蛰存在国内为他联系稿件发表，将稿酬换成法郎寄去，有时费用不足，施蛰存也将自己的薪水寄去救急。两人间的友谊于此也可以看得清楚。抗战爆发后，戴望舒去了香港，施蛰存应云南大学之邀，去昆明任教。施蛰存两次回上海探亲，特别绕道香港，在戴望舒家住一段时间。通过戴望舒，施蛰存结交了一批在港的文化人。抗战胜利后，戴望舒带着全家回到上海，两位老友又汇在了一起。可生活刚安定不久，戴望舒又遭到国民党的通缉。匆匆离沪前，他将自己的一批书稿等，交施蛰存保管。这，成为施蛰存后来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在香港期间，戴望舒曾遭到日本人逮捕，饱受折磨，健康受到很大损坏，加之家庭生活多遇挫折，心境亦颇受影响。二次返港，病况加重。1949年1月，他与茅盾、胡乔木等离开香港，经大连到北京，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从事法文翻译工作，不幸于1950年2月为哮喘病夺去了生命。戴望舒逝世后多年，施蛰存还常常去探望戴伯母(望舒母亲)，望舒的女儿咏素、咏絮也常常来看望施蛰存，使这种亲谊得以延续。可是，作为好友，施蛰存总觉得对其有一份责任。“对亡友的职责，只是为他经营身后事。一个文人的后事，不是处理他的钱财，而只是帮助整理遗作并为之谋求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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