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时代的大变迁，为戴望舒的作品谋求整理刊行，并不容易。1956年，戴望舒的一部译作《洛尔迦诗钞》，却经由施蛰存努力，整理出版。洛尔迦是西班牙一位重要诗人。戴望舒1933年在西班牙旅行时，对洛尔迦的影响有了认识。戴望舒后来曾对施蛰存说:(西班牙)广场上，小酒店里，村市上，到处都听得到美妙的歌曲，问问他们的作者，回答常常是洛尔迦。戴望舒当时选译了几首抒情谣曲，附了简短介绍，寄给施蛰存，经施手发表在一家诗歌刊物上。这应该是读者通过中文第一次读到的洛尔迦诗歌。

　　戴望舒逝世后，他后来费力翻译的《洛尔迦诗钞》成了未完成的工作。施蛰存“认为我有责任把这些译稿给他整理编辑出来。这不仅是我个人为亡友服务，也因为洛尔迦的谣曲所具有的意义是我们今天诗歌工作者值得借鉴的。”施蛰存将戴望舒译成的洛尔迦诗32首，参考英、法译本，作了些编校工作，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位西班牙负有盛名的诗人，施蛰存还从美国《群众与主流》杂志上，翻译出一篇《洛尔迦活在人民的心里》长文，作为附录收在《洛尔迦诗钞》(作家出版社出版)里。这是施蛰存为亡友完成的一桩心愿。之后数十年，由于国内的情势，戴望舒的作品再也无法出版发行。从戴望舒的创作看，他的诗作并不多(不超过一百首)。由于创作较少，当时发表后便收集成册，所以遗失较少。可留在施蛰存手里的，是戴望舒同样花费极大心力翻译出的多国诗作及散文作品。这些作品，1949年后因为情况不明朗，许多是并不能随便刊出的。1962年，诗人徐迟与施蛰存见面时，施蛰存曾将一本戴望舒记满译诗稿的硬皮抄本交给徐迟，托他编一部戴望舒译诗集。这个本子里大多数是法国后期象征派作品，大约徐迟也无力为其在此时谋求出版，没有编成。1966年“文革”掀起，这个本子与徐迟的书籍文稿，一起损失掉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戴望舒的作品又可以发表了。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计划出一种译诗丛书。编辑知道施蛰存与戴望舒的关系，便请施为戴望舒编一册译诗集。此后的两年时间，他一方面整理手中所存戴望舒遗稿，一方面四处搜集，先前曾出版的几本薄薄的译诗集，为集中保存，也编在了一起。1983年，《戴望舒译诗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我(施蛰存)所能收集到的戴望舒译诗，已尽于此。”

　　可是，与施蛰存保存的遗稿总量相比，还有许多遗憾。1986年，浙江文艺出版社计划为几位浙江籍诗人各出一部全集，他们也求到了施蛰存。为使亡友的文学成绩更全面展示，施蛰存将戴望舒的全部诗作、全部译诗以及关于诗歌的杂文零札，汇为一编《戴望舒诗全编》，在1989年由该出版社推出。

　　亡友戴望舒的诗作及译诗基本出版了，可施蛰存手上的另一部分存稿，由于内容不够系统，出版起来较为艰难。戴望舒从法国回国后，没有适当工作，当时，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美国庚款委员会)正约请各路名家翻译世界各国文学名著。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派给了戴望舒。翻译这部世界名著，是戴望舒乐意做的。在翻译中，他参照多种版本，每一章都附有大量注释，对读者和研究者都颇有帮助。这些稿子，每月按时寄去北京。可惜由于抗日战争，戴望舒这部已完成的译本，终于完全下落不明。(胡适的亲笔约稿信，当时也和残稿在一起。“文革”时不敢保存，由施蛰存销毁了。)施蛰存手里保存了一部分残稿，是戴望舒当时留下的复写存底本。由于不全，无法推荐出版，可对于戴望舒数年的努力，施蛰存不忍其完全湮灭，他乘《香港文学》来约稿之际，抄出残稿中较完整的该书第四章全文及注释，发表出来，“以留鸿爪”。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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