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出版亡友的稿子，施蛰存还对戴望舒的文学成绩，认真进行评价和介绍。对于戴望舒的成绩，施蛰存是高度评价的。戴望舒到法国期间，施蛰存在给他的信中曾说:“有一个小刊物说你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诗，以致目下的新诗都是摹仿你的。我想你不该自弃，徐志摩而后，你是有希望成为中国大诗人的。”进入21世纪，年逾九旬的施蛰存在与来访者交谈时，对戴望舒的成绩作了这样的评价:“望舒成名于30年代初，他的诗在当时都是创新的，是从新月派和《女神》派中走出来的，同时又吸收了法国后期象征表现手法及风格……总体说来，望舒一生的诗作，中间一段所作最好，相当纯粹，艺术境界颇高。而早期的作品有古典的痕迹，后来为了要加入某种新的意识形态，诗也就不一样了。”

　　在另一篇文章里，施蛰存对戴望舒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位置，作了这样的估价:“戴望舒在新月诗风疲敝之际，李金发诗才枯涩之余，从法国初期象征诗人那里得来了很大的影响，写出了他的新鲜的自由诗，在他个人是相当的成功，在中国诗坛是造成了一种新的风格。”读到这些评价，笔者以为，这是施蛰存对亡友戴望舒最正确而恰当的态度。

　　友谊，是人生中最可珍贵的心灵交往。在施蛰存与戴望舒的友谊中，由于朋友的逝世，使活着的人有了一种不能卸却的责任。在施蛰存的认识里，经营文人后事，只是几卷“遗文残稿”。戴望舒逝世于社会大变动之际，他的作品，是经过几十年才重新引起人们重视的。而这几十年间，中国经历了文化遭到浩劫的“文革”。在施蛰存，这一包亡友遗物，却大体保藏了下来。当然，责任不仅仅是保管，在“文革”后，施蛰存在自己卧病的情况下，将戴望舒的译诗稿汇聚，出成一册《戴望舒译诗集》；再将全部诗作译作汇成《戴望舒诗全编》推出。这应当是很大的功绩了。其余的稿子，能够单独成册的，便努力争取出版(如《爱经》)；只余残稿的，也设法在杂志上发表，“以留鸿爪”(如《吉诃德爷》等)；同时，以公允的确切评述，给友人的文学成绩以恰当位置……对友人的怀念，完全以实际行为传递出来。这应当是真正友谊的表达，真正文人间的友谊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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