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世纪初以来，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话题，成为知识界和文化艺术界中人十分关心的一个话题。到了2006年，这个话题由于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出版和甘阳主编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的再版，似乎有走热之势。查建英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甘阳说：“80年代不但是一个充满青春激情的年代，而且也是一个纯真素朴、较少算计之心的年代。”——这也许正是80年代的话题能够引发知识界和文化艺术界中人心动的原因所在。

作为80年代的过来人，特别是文学批评界的过来人，我对80年代自然也有十分深切的感受和深厚的感情。有些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但它在我的记忆中还是挥之不去。

■2005年3月·厦门·方法论上的新突进

我是福建人，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却无缘与美丽的厦门谋面，而在80年代却两度光顾厦门，这都与文学理论批评有关，也都与所谓的“闽派批评家”有关。

当年文坛上流传的所谓“闽派批评家”，其实是不成其为派的，说“闽籍批评家”可能更为确切，这是当年一批福建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组成的一个共同体，集合在《当代文艺探索》（福州）的旗下。《当代文艺探索》由福建省文联主办，当年是一个很有生气、很有活力的文艺理论批评刊物，虽然它只生存了3年（1985-1987）一共出了18期，但在新时期文艺批评史上是留下了痕迹的。其编委除在福建的文艺批评家以外，还有在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福建籍文艺批评家，像上海的潘旭澜、李子云和北京的谢冕、张炯、刘再复、何振邦、曾镇南、陈剑雨和我，都曾是它的编委。1981年中国作协福建分会和厦大中文系在厦门召开福建省文艺理论批评座谈会的时候，上述不少编委都参加了，地点就在厦门大学。我就是在这一年有幸首次光顾厦门的。

我第二次光顾厦门是1985年3月开“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的时候，地点也在厦门大学。

80年代中期，具体说就是1985年和1986年，曾被称为所谓“方法年”，也就是文艺研究和批评方法革新的年份。厦门会议和在其后召开的扬州会议和广州会议，都是以研究和批评方法为主题的，都成为“方法年”的标志性事件，反映了当年文艺理论批评界的一批中坚分子变革文艺批评现实的迫切愿望。当时我是作为《文学评论》杂志的代表参加这个会议筹备组的。筹备组成员一共五人，其他四位是：《上海文学》周介人、《文学自由谈》滕云（天津），《当代文艺探索》魏世英即魏拔（福州）、厦门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林兴宅。这五个人，周介人已英年早逝，其他四个如今全都已进入古稀之龄。

这次会议是在80年代初中期文艺批评“方法论”变革的潮流中召开的，会议的指导思想受到了刘再复关于“方法论变革”的一系列思想的影响。刘再复在这次会议之前所发表的《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以及对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和对吕俊华《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学内涵和心理内涵》的推介，成了这次会议的一个热门话题。刘再复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原是准备参加会议的，后因事未能成行，曾约我谈了一个晚上，中心话题就是他对厦门会议的一些想法，要我在会上做个主体发言。这无异于赶鸭子上架，因为我当时对方法论问题的认识，还只有一知半解、囫囵吞枣的水平。但我还是根据刘再复的想法和他近一二年发表的一些文章的观点，整理出了一篇东西，权充这次会议的主体发言。现在看来，这篇发言虽然框架很大，但显然有些大而无当，缺乏一些更具体的切实的分析。

到会的有120多人（其中有厦大中文系其时举办的“文学评论方法论讲习班”学员及厦大师生四五十人），当年和日后成为批评界中坚力量的许多中青年朋友都到会了。会议开得很热烈，从大的方向上说，大家都赞成方法论的变革，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彻底从“左”的阴影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下解脱出来，但各人的着眼点和着重点有所不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很大的歧异，并展开了热烈而友好的争论。当年还是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南帆，他的发言在倡导文学研究和评论开放体系的同时，又特别指出新方法运用中的生硬搬套等不成熟现象，并强调应该充分注意到文学审美的特点，要用审美的眼光对各种研究方法进行审视。当年已经颇有名气的孙绍振，在会上也充分显示了他的独到眼光和雄辩风度，他说他非常支持思想方法上的一场革命，也很同意刘再复和林兴宅关于要让人的心灵得到自由发展的思想，但他不认为应该跟着刘、林跑。新的方法必然带来新的局限，这种局限还必须依靠老方法来补充。他也不同意我在发言中关于旧的研究方法存在着线性的因果关系思维的说法，认为用这样的说法来概括传统思维模式的缺陷是不准确的。陈思和、王光明、许子东等当年都还只是小试锋芒的年轻人，也不讳言自己的看法。陈认为批评方法无所谓新旧，而且对自然科学的一套方法是否适用于文学表示质疑。王直言社会历史批评并不像某些人所描绘的那么面目可憎，最伟大的批评应该是对内容的批评。许则将其意见简化为：文学刚刚从政治的奴役下解脱出来，不要让它过早地让位给另一个主人。周介人的看法比较辩证也比较全面，他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多层次地理解方法问题；批评方法应该多样化；运用任何一种方法的最高境界是无迹可求。这“无迹可求”讲得非常之好。

林兴宅的发言成了会上争论最热烈、最有趣的话题。林作为东道主和会议筹备组的主要成员，对这次会议贡献很大，而且他对方法论问题确实很有研究，有不少独到见解。他的中心观点是文艺科学可以“数学化”。他强调，方法论的变革决不只是具体方法的改善，而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一场革命，方法的变革必然带来文艺观念的变革。

对林兴宅的独到见解，多数人表示质疑。鲁枢元从他所研究的文艺心理学角度断言，文艺心理学很难数学化、科学化，很难成为一门严格的、客观的、规范化的科学，也不要把一切都搞成科学。我个人对林的说法也感到疑虑和困惑，会间在回答《文艺新世纪》记者陈志红的提问时，曾表述过如下的看法：自然科学有自己的规律，文学也有自己的规律，二者不好混同。自然科学的研究法，具体地说，如定量化和数学化的方法，能否完全移植到文学研究中来，是一个有待研究和试验的问题。自然科学的新进展、新发现，特别是它在方法论上的新突进，一定会对社会科学和文学研究有所冲击、有所影响，引发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但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取代对文学的审美研究。

参加这次会议的前辈先生除了其时任文学研究所顾问和《文学评论》主编的许觉民（洁泯）外，还有厦门大学的著名教授郑朝宗。郑先生在大会上的简短祝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引用福建先辈林则徐说过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作为献给大会的祝词，他说，文学理论工作者只有胸襟广阔，博采众长，才能丰富自己的理论宝库。当然，百川之中有长江、黄河，也有涓涓细流，不可等量齐观。我们今天应该特别注意吸收的是最新的科学文艺理论，除此之外，还必须听取不同的意见，进行多角度的探索。

尽管会议上有些不同意见，但会风是友好、热烈的，在文坛上的影响也很大，很多报刊都作了报道。厦门会议结束以后，我曾经向刘再复汇报会议上的一些不同意见，刘表现得很大度，他认为大家能够敢于表达自己不同意见，这说明会议并没有开成“一言堂”，而是“群言堂”，体现了学术民主和自由，这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