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进退间，这片土地时为陆地，时为浅海；时而为山，时而为岛。海水所到之处，墙倾楫摧，人类也因水而进退。

在几乎所有民族的创世神话中，总有洪水的记载。不论是《旧约》中的诺亚方舟，还是我们的大禹治水。

洪水带给我们如此可怕的共同记忆，但所有的人类文明却无一例外地在大江大河边发育成熟。这几乎养成了一种生物遗传：虽然我们已经可以用自来水，但我们还是更倾向于“逐水草而居”。

“大禹治水”其实更应该称作“大禹导水”。神话背后，我们得出了“堵不如疏”的治国智慧。

而这个神话，就发生在浙江，因为那个时候，浙江正在被海侵吞，先民们不得不面临一次上山躲避灾难的艰难历程……

百人食堂

章家甫是余姚市河姆渡镇芦山寺村人。1973年时，这里属于罗江公社管辖。罗江公社地势低洼，一下雨，积水就会很深。在“以粮为纲”的年代里，公社对关系到农业收成的水利工程非常重视。

章家甫当时是公社东方红大队的队长，那一年，他们从余姚市水利局借来了两个大水泵，决定对村子北面紧靠姚江的小河边上一座旧排涝站进行改造。当地土质松软，安装大水泵，地基必须深挖三米以上。大队组织了劳力开始了工程。

“挖到四公尺左右时，突然挖出了很多骨头，还有很多碎陶片。”章家甫回忆说，当时大家并不知道是什么文物，照挖不误。陶片、动物骨头越挖越多。不少村民的脚还被划破了。

因为陶片和骨头的大量出土，工程难度陡增。有村民反映到了公社，公社副主任罗春华来现场一看：动物的残骸裸露在泥土中，还有鹿角、木矛等东西。意识到这可能是文物，立即吩咐村民停止往下挖，电告当时的余姚县文化馆，要求派人前来处理。

说来也巧，当时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王士伦正在江北的保国寺工作，他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赶赴现场采集标本。当他看到泥地中发掘出来的黑乎乎、粗糙的夹炭黑陶时喜出望外：此前，浙江省内还没有发现过夹炭黑陶。他带着标本来不及逗留匆匆赶往杭州。

这些文物送到杭州后，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时任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后来担任浙江省文物局局长的史前史专家毛昭晰在时隔二十年之后，为《中国河姆渡文化》一书写序时，仍对当初见到这些文物标本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1973年6月6日傍晚，王士伦来到我的住所，打开一块大手帕，说是给我看‘好东西’。原来手帕里包的是几把史前的骨匕，颜色暗褐，显然在土中已埋了很久。其中一件，一端刻有几何形的纹饰，制作十分精致……”

就这样，本来是挖淤泥安装水泵的，却意外发现了闻名中外的文化遗址——河姆渡遗址。

今年73岁的村民冯家富老先生当年全程参与了遗址的发掘。第一次发掘时，他被分到了一线，就在发掘坑里干活。

“我可是亲眼看着陶猪出土的呢！”说起河姆渡出土的国宝陶猪，冯家富老先生很自豪，他说，挖出来的时候它只是一团黑乎乎的泥，用旁边的姚江水一洗，才看清楚，它是一只栩栩如生的陶猪。

他还亲眼看着一把木桨出土，心里直纳闷：“河姆渡先民真是太聪明了，这个桨就算拿到现在来用，也完全可以啊！”

冯老说，发掘出来的文物越来越多，村里来的专家也越多越多，越来越重量级。村里的林荫大道就是那时候修的。“当时村里每户人家都住着专家，村里造起了可以供好几百人吃饭的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