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规格最高的世界美学大会将在中国北京大学举行，这个主题将在60多个国家800多位学者间纵深研讨。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寻求中西美学融合路径、致力于当代语境中美学根本性重建的叶朗，肩头很重，但仍然一派轻松。他解释自己这种心态——“人一定要活得有趣。”
“告诉我”
叶朗在美学热潮席卷中国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入北大哲学系，遇到老师朱光潜与宗白华。
他的治学道路是从观察和学习这两位老师开始的。朱先生严谨务实，治学充满计划性和节奏感——撰写《西方美学史》，翻译黑格尔的《美学》和维科的《新科学》，都是大部头，按部就班、一丝不苟。朱先生家里书桌、座椅、床榻上都摆放着手稿的景象，叶朗至今记忆深刻。
宗先生淡定随性，灵感常常妙手得之。“翻书，看到这一段好，就即兴把它翻译出来。但不翻译全书；讲课，不照讲稿，也带着本子，就写着几个很大的字。”
叶朗是宗白华的助教。宗先生在讲台上自由挥洒，叶朗站在旁边把提到的诗句典故写在黑板上。一个学期后，系里要求美学老师准备讲课提纲，宗白华对他说，“好，你来替我准备一份吧。”
这份提纲后来被命名为《中国美学史若干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刊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艺丛刊》上，后被收入《宗白华文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央组织编著一批大学教材。《西方美学史》由朱光潜编写、《美学概论》由王朝闻编写。中国美学史资料的编选任务本来准备交给宗白华，老先生自由洒脱，当然不喜欢这种指派性任务——“后来这任务就交给于民老师和我俩人了”，叶朗说。
当时他们采取的是手工作坊的做法。他们把历代著名哲学家、文学家的书一大捆一大捆地从图书馆借来，然后一本一本普查其中和美学有关的段落，一字一句抄写下来后再整理爬梳。这本书名为《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关于中国美学的系统史料。在没有电脑和电子检索技术的时代，所下功夫可想而知。
在这方面，叶朗像朱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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