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勤奋，哪怕一丝学术的亮光都会被他捕捉到——美学大讨论中，一看到阅报栏有《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刊发美学文章，就马上跑到北大东侧门旁边的邮局去买；“大跃进”时北大哲学系全体师生到北京大兴农村，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他看到报纸上说《美学问题讨论集》出版了，马上抽时间跑到城里书店去购买。

　　过去有的学者论文艺，认为中国多诗歌理论，所以中国有“意境”，中国少小说理论，所以中国无“典型”。为了研究古典小说的点评性作品，他在北大图书馆抄了一年善本。“文革”结束之后，在很多学人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就出版了《中国小说美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他曾为研究生开列一个精读书单，有100部之多,中外各半，并且告诉学生，“你真正读完了这100部书，你就脱胎换骨了，你做人和做学问就有了根底，说出的话，写出的文章，就不一样了。”话说得恳切非常，因为就是在讲自己的经验。

　　这个经验其实也来自前人。2010年，叶朗集大成的著作《美在意象》出版。书中引了《达·芬奇传》中的一句话：“‘告诉我’，这是达·芬奇询问的声音，他探求一切，研究一切，对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要寻求答案。”“告诉我”三个字，恐怕也是当年回荡在年轻美学家心底的声音。

“接着讲”

　　冯友兰说治学分为“照着讲”和“接着讲”两种，叶朗对这句话甚为推崇。

　　“照着讲”是规规矩矩地讲“史”，讲中国美学史、讲西方美学史，讲西方三圣的观点、讲孔孟老庄的见解。“接着讲”是一种学术继承和阐扬，是对理论内核的进一步淬炼、对学派精神的继续光大。叶朗在很多场合都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中国美学来说，尤其要从朱光潜接着讲。”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起始于对朱光潜“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叶朗曾经亲历。这股席卷全中国的热潮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美是主观的”、“美是客观的”、“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各种观点百家争鸣，《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常常整版刊发论战和批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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