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时是个二十出头的大学生，一边告诫自己“这是唯心主义”，一边忍不住读朱光潜的《论美》和《文艺心理学》，“说心里话，他的作品确实吸引人。”几十年过去了，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已经成为中国美学的扛旗者，叶朗深深明白，朱光潜之于中国美学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作品吸引人”那么简单。

　　人们试图从不同角度为那场大讨论定性，有人认为那几乎算是一场“思想解放”，叶朗不同意。“从美学启蒙的角度讲，那场讨论当然意义重大。但这场讨论局限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局限于主客二分的二元论语境，它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对推进美学核心理论的进步作用并不大。”

　　“主客二分”认识论让“客观”和“主观”变得水火不容，承认主观就相当于否认客观。在这个语境下，学人们从不使用“心”、“心灵”这样的词汇，即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要用“心理”这样唯物色彩明显的字眼代替。从解放前就坚持“美是主客观统一”、“美的社会性在于审美主体”观点的朱光潜，成为众矢之的几乎是必然的。

　　叶朗对这场美学讨论的反思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朱光潜的路在美学发展的主航道上，传承和发展中国美学，需要回到朱光潜，需要从他那里“接着讲”。

　　提出“美在意象”的理论框架是叶朗“接着讲”的一种探索。“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也是朱光潜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具有强大的包孕性。叶朗把它作为美的本体范畴提出，将意象的生成作为审美活动的根本，并且提炼出了“意象”两个基本规定性：显现真实和超越自我。

　　叶朗希望这个出自传统美学的概念成为美学领域一个稳定的理论核心，并回应新的时代要求——来自历史，照亮未来。除了沟通“传统”与“当代”外，叶朗认为，“意象”还是中国与西方美学，尤其是西方现代美学之间的桥梁。

　　那是另一种挑战。对中西文化、伦理、哲学、美学融合之路的探索其实历史漫长，但大多止于形上共识的达成，任何具体现实的理论整合都相当艰难。在《美在意象》一书中，叶朗以“意象”理论为立足点，对“达达主义”、“波普艺术”、“观念艺术”、“新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派别进行了评析，并界定了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西方现代“艺术终结论”的挑战。

　　“意象”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回应。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学者对话中，德国著名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顾彬这样评说自己和叶朗的交往，“他（叶朗）告诉我不应该从美来看中国文学，应该从意象、境界来看，这完全有道理。这不是说我不能用西方的方法来分析中国文学，但是如果我们也能够同时从中国美学来做研究工作的话，那显然就能够加深中国文学作品的深邃和深度……所以我们需要叶朗这类的学者，是他们告诉了我们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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