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被“硬捏合拢”说，是施蛰存先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提出来的。仅凭这一点，即可知施先生对古代文史的造诣非同一般。 


　　施蛰存说：“孔孟思想，是一种思想，还是两种思想？天下没有两个思想相同的人，孔孟思想，毕竟还是两家。”(施蛰存《闲话孔子》，原载1991年第1期《随笔》，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施先生给出的这个答案，是能使人信服的。(施文中说是司马迁捏合了孔孟二家，这一点恐怕是弄错了。)以我之肤浅，也能列举孔子思想与孟子思想的若干区别。例如，孔子衡量人的价值的“尺”是爵位，在孔子那边，是以爵位上下定人之尊卑的；孟子衡量人的价值，却有爵、齿、德三把标尺；孔子之“仁”关注的是“礼”，重在束“下”，孟子之“仁”关注的是“民”，重在规“上”；孔子的“四绝”(《论语·子罕篇第九》云：“子有四绝，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偏重天理，而孟子的“四端”(《孟子·公孙丑上》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偏重人性。仅此三条，便可证实“天下没有两个思想相同的人”，哪怕是被合称为“孔孟之道”的孔与孟也都“自成一家”。


　　当然，孔子与孟子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其一、他们都“法先王之道”，缺陷是不能与时俱进；其二、他们都“行仁义之化”，缺陷是对“利”的绝对排斥；其三、他们的那一套都不见容于当世，故有“仲尼菜邑陈蔡”而“孟轲困于齐梁”。


　　孔子与孟子还有一点相同的，就是他们对于“法先王之道，行仁义之化”，都有一种“当仁不让”的使命感。孔子困于匡邑之时说：“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的身上吗？……上天如果不想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孟子则是在离开齐国的时候对充虞说：“五百年必定有称王天下的人兴起，其间必定有著名于世的贤人。周兴起以来已有七百多年，……上天……如果想安抚治理天下，当今之世除了我还会是谁呢？”两者相比，孔子说得比较含蓄，孟子说得比较直露。但对于孟子来说，这并非狂言。例如，“仁义之化”而为“仁政”，“先王之道”而为“王道”，或许就是他对儒家文化的贡献，至少在《论语》之中，未必能够找出这两个概念。 


　　由此观之，将孔子与孟子都归入儒家，未必有错。但我们现在所要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不能什么事情都只注意合，而不学会分。合的好处是易记，一下子记住了两个“子”，要用时一言以蔽之，仿佛占了大便宜；然而，你真想要了解孔子孟子的思想和思维方式，那还是要分开剖析才行。既能综合，又能分析，庶几可算得研究。如果只会笼而统之地说个大概，那只能蒙人蒙己罢了。现在有些自称搞国学的，看似无所不通，其实也就知道些笼而统之的“蒙法”，从不肯下功夫深入进去。对这种学问，我们要警惕。


　　宋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