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国跳入学问国

戊戌变法失败后，12岁的张君劢正在上海广方言馆读书，他看着被通缉的康梁画像，躁动的血脉受到莫名的激涌，从而对那个陌生的词汇——政治，有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探究、投入的热情。1908年，多年的梦想得以实现，他由宝山县政府资助并保送至日本留学。不过，这种资助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学习理工，俟学成后回来振兴家乡的实业。可他却偏偏为政治所诱，弃理择文，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这使宝山县很失望，立即停止供给公费。于是，他又开始度那清贫的生活。

正是在日本，他与现代学术开始正式的接触，更为有趣的是，他所学并非日本的学术，而是英、美、德等西方国家的学术。日本给他最深的感触则是，日本的政体对其国民的适宜性，日本发展的经验，可以为中国所借鉴。他在日本与心仪已久的梁启超相识，并与其一起成为政闻社的发起者，且担任评议员。

1910年，他完成早稻田大学的学业，获政治学学士。次年，在清廷殿试中，得授翰林院庶吉士，即所谓的洋翰林。武昌起义后，他回到家乡，担任宝山县议院议长，接着便出任农商部秘书。1912年，他作为民主党人的代表，来到日本迎接梁启超回国。在由封建制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他们都反对采取革命和暴力，鼓吹渐进式的和平改良。如果说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张君劢主张民主立宪。

1913年1月，他以《宪法新闻社》通讯员的身份赴德国采访考察。后又入柏林大学专攻政治学。1915年秋，他来到英国，仔细考察久已向往的英国议会。次年，他回国担任《时事新报》总编辑。期间，他力主中国对德宣战，并和梁启超一起斡旋于各国公使之间，呼吁撤销德国的领事裁判权，取消德国的租借地和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得以参加巴黎和会。他随梁启超以非正式代表身份赴欧洲，观察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强权政治的事实，使他对所谓国际公法、公理失望之极，甚至想把“所藏国际法书籍付诸一炬”。他越来越觉得所研究的政治、经济现象是那么的影影绰绰，模模糊糊，如同雾里看花。于是，他放弃了政治经济的研究，用他的话说，是从“政治国”跳入“学问国”，即由社会科学的研究转入哲学的研究。

他信奉起德法唯心主义哲学，并由此而上溯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从而开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原先，他和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东西方的文化的态度是，“中国一无是处，西方一切都值得仿效”。现在则起了根本的变化，更多的是批评西方文明的“不是处”，张扬东方文明的“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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