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应受道德的限制

1923年2月，张君劢应吴文藻的邀请来到清华大学，对一批赴美留学生发表《人生观》演讲。他说，人生观与科学不同，其表现内容为:“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由此，他得出结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人类之自身而已。”

此论一出，立即在知识界激起轩然大波。首先，丁文江当面提出责难:“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素“以拥护科学为职志”的丁文江，岂肯善罢甘休，又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的论文，指出，在欧洲鬼混了两千多年的玄学，经过重新装点，“大摇大摆地跑到中国来招摇撞骗”，“若是我们相信了张君劢，我们的人生观脱离了论理学的公例、定义、方法，还成一个甚么东西？”张君劢当然不会沉默不语，也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对丁文江的批评作出答辩。于是，一场科玄论战就这样拉开帷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惨剧，使梁启超、张君劢对科学万能提出怀疑，梁启超在其著名的《欧游心影录》中说:“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张君劢之所以紧随其后，发表《人生观》论文，就是要把人生观从唯科学主义中剔除出来。

此时，西方的知识界精英们已给西方文明敲响了警钟。1920年，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在中国巡回演讲中，盛赞中国文明，检讨西方文明。他们在反思，西方文明如此下去，与预期的美好目标，是否会南辕北辙，滑入泥淖。张君劢正是由此切入问题的实质，试图回答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他认为，人类正是在解决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冲突中，通过探索和努力，才形成了人类自身的文明。

在将东西方文明对照比较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其结果为物质文明。”他认为，西方文明和国人的西化趋向，都是惟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在作祟，而恰恰轻视了人类自由意志的精神作用。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他并非一概排斥西方的工业文明，而是在提醒国人向西方学习时，切记和警惕西方文明的偏失，以免重蹈覆辙。同样的道理，他之批评科学，也不是笼统地反对科学，而是主张“科学能力有一定界限之说”。他历来提倡，“科学的发展要受道德的限制”，“科学结晶之使用，应有伦理或道德上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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