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人民解放战争已成摧枯拉朽之势，国民党政权气息奄奄。张君劢所追求的民主宪政的理想终成泡影，检讨一生的行迹，不免黯然神伤，心灰意懒。1949年3月，李宗仁与何应钦先后来上海，请他派人参加行政院，均被拒绝。此时，印度德里大学及泰戈尔大学发来邀请，他欣然答应前往讲学。他先飞香港转澳门，在这里集中精力备课。可是，李宗仁还是不死心，又派居正劝他出山，许诺可任行政院长，再次被他婉拒。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通过陈叔通向他发出友好的信息，邀请他回到祖国。周恩来还让张经武赴印度约见他，可是，他却拒绝见张经武。显然，他看重的还是自己所坚守的中立的政治立场。

1952年4月，他来到美国华盛顿，住在一位朋友的家中，这里离美国国会图书馆很近，只有两三条街道的路程。他每日都在那里读书、写作，《新儒家思想史》就是在这里完成的。1955年5月，斯坦福大学聘请他担任研究员，给予相应的工资，自此，他才从晦暗的生活阴影中走出来，再也不用过那种吃上顿愁下顿的日子了。可是，好景不长，他在斯坦福只待了七个月又“失业”了，不过，《世界日报》很快便聘请他主撰社论，于是，有了相当稳定的经济收入，过着一段衣食无忧的日子。

1958年1月，他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书》(又名《中国文化宣言》)。《中国文化宣言》洋洋洒洒四万余言，一经发表，顿时在海外华人中激起反响。不久，他得友人资助，作环球讲学，所经汉堡、伦敦、西贡、香港、东京等地。转了一圈再回旧金山，继续为《世界日报》撰写社论，度那鬻文为生的日子。

从1965至1967年，他的学术活动日程甚频，往返于韩国、新加坡和美国之间，讲学内容多是中华儒学精髓。1968年12月，他因胃癌入旧金山柏克莱医院治疗。次年2月23日，他怀着未竟事业的遗憾溘然长逝，享年83岁。朋友们所出《张君劢先生七十寿庆纪念论文集》中所言，可为他一生的盖棺之论:

盖先生之志，为国本绝续之大计，人类文化之趋向，与夫宇宙真理之所在。卫道忧时，任重道远，其所以启迪今世之功，诚不可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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