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伟民先生的大著《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收录作者有关宋史研究的论文18篇。初览目录，全书内容庞杂，似缺乏一个鲜明的主题。但读过“代前言”《邓门从师杂忆》后，却若有所悟。这篇文章回忆了作者跟随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求学的经历，之所以用它作全书的前言，作者说：“在交待师门所出之余，主要因为本书学术基础，大致不出先师教导的精神，文中所强调的几个要点，比较贴切地反映了全书主题与立论的倾向。故形式虽略有别样，文意自以为合适。”所谓“所强调的几个要点”，是他随从邓广铭先生三年学习中所获得之教诲与启示。据此再行阅读全书内容，越觉思路清晰。原来全书是在邓广铭精神指引下展开，是对学术大师邓广铭先生治学精神的践行。

一

　　包伟民在《邓门从师杂忆》中提到邓广铭先生对其治学的影响：“从大处着眼，从细微处入手，可以说是我从先生处所学到的几项最重要原则之一。”作者将从邓广铭先生处所得的这一“读书的一大诀窍”，充分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当中。

　　“唐宋变革”一直是学界的热门话题。在《中国9到13世纪社会识字率提高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包伟民独辟蹊径，选取“社会识字率”为切入点展开讨论。作者的想法是，能否通过宋代社会民众识字率这一问题，反映唐宋时期教育的发展变化？作者通过对当时士人阶层的膨胀，吏员阶层、工商阶层、农民阶层识字人数的增加等现象之分析，认为这一时期社会民众识字率呈不断提高的趋向。究其原因:首先是唐宋变革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引起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商业规模扩大、信用制度发展等，需要教育的普及；而科举制度日益完善，士人阶层人数膨胀，也使得教育在不同社会阶层和地区间得到普及；另外雕版印刷术逐渐推广，书籍印刷成本降低，也促进教育发展和社会识字率的不断提高。以上因素促成唐宋变革过程中社会识字率的提高，而其“直接成因则在于当时小学教育一定程度的普及化和平民化倾向”。（P314）反过来，社会识字率的提高又对宋代及其以后历史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作者所讨论的“社会识字率”问题，属于既小且偏的话题，但由此所反映出的唐宋变革问题不可谓不宏大。

　　从家族制度看唐宋变革，并不新鲜。但包伟民在《唐宋家族制度嬗变原因试析》一文中，从魏晋隋唐至明清时期家族制度演变的长时段的比较，准确地把握宋代家族制度在整个中国古代家族制度发展史上的地位，“自隋唐而上的贵族性家族制度，经过宋代的转变，到明清最终形成一种与地方政府相辅相成的基层社会组织。”（P235）普及性家族制度的形成，是中国社会在宋代出现一系列变化的重要方面，一直到明清形成一个相当普及的社会基层组织和地方管理体系。作者视野之开阔，于此可见一斑。邓广铭先生“所一再强调的不应孤立地研究宋代”，在作者关于唐宋家族制度的研究中得到实实在在的落实。在对唐宋家族制度嬗变整体把握的前提下，个案分析就显得得心应手。作者对宋代明州楼氏家族的研究表明，由于世代业儒的家族传统，世家大族还是能够保持其继续发展的态势。这即是说，“社会变革是一个缓慢的演变过程，新旧交加不仅仅是在人们的思想观念，而且也是在社会制度中的一般现象。”（P281）而陈希亮家族的发展表明，两宋时期处于从秦汉以来贵族宗族制向宋元以后庶族宗族制的过渡阶段，宋代科举制度的全面推行，极大地削弱了士人对家族背景的依恋心理，新的、作为国家与社会中介体的庶族宗族组织正在形成之中。（P296）

　　在中国古代，皇帝亲耕藉田，地方官员劝课农桑，一向被看作是徒具形式，没有实质性的作用。但在《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中，包伟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看似形式主义的现象为何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作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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