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依然明显。究其原因，“现有的以制度阐释为主、平铺式的学科扩展道路，碰到了存世文献不足这一不可逾越的障碍。”（P222）对此，作者提出“摆脱自在，走向自觉”的几点建议。首先，注重制度的变迁研究。“制度初订，出于种种考虑，有其一定的规定性。经过一段时间，时移境迁，制度内容就会调整。如果针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特定制度内容，无视其前后已经有了相当的差异，平面地观察，不仅会因其前后不一而疑窦丛生，颇感棘手，最终的结论也不免流于片面。”（P223）所谓制度变迁的观察视角，不同于传统制度史研究中对制度的“静态”描述，而是转向对制度形成和运行过程的“动态”阐释，这大大拓宽了制度史研究的视野。其次，注重制度的“地方化”过程研究。中国地域辽阔，区域差异明显，统一的国家制度在各地呈现出地域特色。以“地方化”视角来揭示制度在国家层面的统一性和地方实施中的多样化等，对改变过去制度史研究中偏重法规条文而忽略实际运作的倾向，进而转向更贴近历史实际的新的制度史研究范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再次，注重制度的整体研究。“制度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所以对制度的理解也须从社会各种因素综合地去观察。孤立地、将其与众多社会因素割裂开来观察的方法，其得出的结论，难免与现实南辕北辙。”（P224）即通过分析制度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来揭示制度背后的种种关系。总之，只有关注变迁、地方化过程和整体研究，才能“摆脱仅仅根据制敕诏令等国家法规条文的‘文本主义’，从法令文献走向制度实际运作的层面。”（P225）
可贵的是，包先生的反思并未就此止步。“这就将我们引向了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话题，即如何将目前大陆史学界所存在的传统的名物制度考释、与天马行空式的历史哲学理论体系‘两张皮’若即若离地并存的现象，引导到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真正使理论与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方法体系。”（P225）显然，作者的落脚点又回到邓广铭先生“强调理论运用应该实事求是的问题”之上。而包伟民对海外宋史论著的评介正体现出作者的这一学术反思。
他非常重视对海外宋史论著的评介。早在2000年，包先生就撰文介绍美国宋史研究的状况。而在这本书中，他又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曾瑞龙的《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和美国学者韩森的《变迁之神：中国南宋的民间宗教》。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这些享誉海外的宋史论著不仅仅停留在泛泛介绍之上，而是侧重选题视角、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深入评析，另外也包括对相关论著在概念运用、史料理解、范式归纳等方面的理性批判。正如包先生所言，我们应对海外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做出更多正面的回应，关心、辨正他们的研究论题与范式，批判地吸取外国的经验，“努力发现、归纳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历史经验”，应该是我们最终的立足点。（包伟民《中国史研究：“国际化”还是“中国化”》，《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而“自觉的创新意识、批判精神、本土取向、全局观念、学术史关怀等等，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P228）
四
包伟民提到邓广铭先生的另一重要启示是，“重视对史料的校勘和考订，去伪存真，以得到正确解释，接近历史的真相。”收入这本书中的两篇考证性文章：《大觉国师入宋求法史事杂考》就高丽名僧义天入宋求法具体行程等做了仔细钩沉；《沈括事迹献疑六则》从“对史料的校勘和考订”入手，就沈括编校昭文馆书籍的时间等做了细致考证。
不难看出，邓广铭先生所倡导的治学精神，如分析问题时要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在理论运用中的实事求是原则，以及重视史料的校勘和考订，这三点在包伟民的论著中都得到鲜明的体现。哲人已逝，忠言犹存，邓广铭先生的谆谆教诲当为学界遵行的标尺。大师精神，薪火相传，《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一书为我们践行前贤的学术精神树立了一个可供参照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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