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治学中对待理论与历史事实的关系问题，邓广铭先生有言：“我所写出的文章，只是阐发我自己的见解，而绝无代任何一位圣贤立言的教条主义的八股文式的作品；而且只是实事求是地，以符合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而绝不去东拉西扯，生搬硬套，并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给包伟民深刻的影响。他认为，绝不能“背离历史本质，用中国历史上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去印证理论大师学说之正确”。

　　宋代粮食贸易发达，全汉昇、斯波义信等研究认为，这反映了“当日交换经济的势力已经非常雄厚，至于自足经济的踪影则已日趋于消灭”。对此，包伟民的《宋代的粮食贸易》一文提出不同看法。从决定粮食商品化的基本因素看，宋代粮食的生产方式仍然是传统的，以地区分工为特征的专业化粮食生产方式未出现，常年跨地区的粮食长途贩运很少，而粮食贸易的投机色彩明显。宋代的社会经济确实比前代有了显著进步，但其社会经济“从未超越自然经济的范畴”，“宋代粮食贸易的发展显然并没有达到使得自然经济近于匿迹的水平，与西方学者认为的‘近世’水平也有不少差距”。（P25）作者对宋代粮食贸易发展水平作出了合乎历史实情的分析，进而对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是否达到“近世”水平，宋代自足经济是否日趋消亡等重大问题提出新的解释，体现出不拘陈说，敢于创新之处。

　　包伟民对宋代纸币的论述，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实事求是运用理论进行研究的个案。马克思认为，纸币是从商品交换中随着信用关系的发展而产生的。据此，学者多将纸币看作是宋代发生商业革命的最重要标志之一，认为纸币的产生是从唐到宋商业信用关系发展的直接结果。在《试论宋代纸币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中，包伟民从大量的宋代事实出发，认为“宋代纸币并不是从主币铜钱自然演变、逐渐符号化而来的，其产生的主要原因自当从信用关系之外的因素中去寻找”。（P59）实际上，宋代纸币是在铜币铸额不敷流通所需的情势下，出现的一种数量型替代货币。到明代，国外大量白银输入并完成其货币化过程，逐步取代铜钱成为主币，纸币自然也就退出历史舞台。由此，纸币从宋代产生至明代消失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得到完满解释。显然，作者对宋代纸币性质的认识中，没有将西方货币理论神圣化，而是从宋代历史事实的分析中自然得出结论。这正与作者对邓广铭先生治学精神的深刻理解相呼应，“我们不应该按照欧洲历史发展的模式，非要生硬的在中国找出一个与之相同的历史发展过程。这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

三

　　包伟民先生长于财政史研究，200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已获学界称誉。此次收入《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中的《宋朝的酒法与国家财政》、《宋代的上供正赋》等，再次显示出作者研治宋代财政史的深厚功力。另外包伟民还自觉地对相关研究进行反思，如他在《走向自觉——近百年宋代财政史研究回顾与反思》一文中指出，尽管近百年来宋代财政史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但学术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