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佛教专业研究生，1981春天，临近毕业，进入紧张的写论文阶段。当时，我们租住在北京11学校的学生宿舍，6人一间房。后来，我决定找个清静地方写论文。1979年我去北京大学旁听宿白先生的课时，他曾带我们到云居寺实习过一次，那里远离城市，安静清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久，通过北京市文物局一位干部介绍，我到了云居寺。

　　这时的云居寺，山门只剩下一个框架，抗战时期日本兵轰炸的痕迹还在。寺里的工作人员在两栋房子间找了块空地。这地方本有三面围墙，第四面用锯木头剩下的板皮钉出了一个透风透亮的简易门，里面两条凳子搭起一条铺板，就成了我的写作间和宿舍。写论文的间隙，我常到对面的石经山上看石经。半年后，我对房山石经了解得越来越多，感情也越来越深。

　　线索 日本学者的报告

　　6月写完论文后，我回到了城里。答辩完毕，等待毕业分配工作那段时间，出于对房山石经的兴趣，我找来一些资料研读。有一天，在日本1935年4月出版的《东方学报》第5册副刊，我发现了京都大学学者冢本善隆所写的《房山云居寺研究》，这也是1934年他带领调查团赴石经山考察后的报告。其中提到，明代万历年间曾在雷音洞发现佛舍利，送到皇宫经皇太后御览后，又送回原处，雷音洞外的施茶亭内曾立有石碑专门记载此事。文章还说，发现佛舍利的是一位叫紫柏的高僧，之后另一位叫憨山德清的高僧又写了几篇文章。沿着这个线索，我果然查到那两位高僧和那几篇文章。

　　我住在寺里时，从来没人提过佛舍利的事；1956年起，中国佛教协会曾在山上拓印石经两年多，他们的报告中也没有记载。但我判定，佛舍利可能还在雷音洞中。

　　那时我的兴趣还在石经上。经过半年勘察，我发现石经洞后面的墙壁是人为封上的，因此猜测房山石经的底本可能在里面。我觉得从舍利入手，可能更容易引起重视，于是写信将雷音洞中可能有佛舍利的推断报告给了云居寺文物保管所所长田福月，并提出想去看看。他很快回信说：“这是好事，你来吧！”

　　探路 石碑是佐证

　　1981年11月25日，我又到了云居寺。田福月和我详谈了很长时间，制定了一个初步计划。第二天一早，下着小雪，我和田福月委派的一名叫梅傲雪的临时工直奔石经山。走到半山腰经过施茶亭遗址时，就看到了两尊石碑。这一次，我特地查看了一番，在南边那块石碑上果然刻写着冢本文章中提到的故事。这块石碑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推测，我们非常兴奋。

　　我先前进入雷音洞都没太注意地面，因此这次我们特意留心脚下。洞内地面由青石板铺成，走到大约正中位置时，我们却发现了方方正正的一块黄土地。前几天洞里维修，工人师傅落下了一把铁锨。我就取过来，沿着边沿掘那块黄土，发现土下面也是一块石板，大概一米二见方，比其他地方低了约三五公分，上面的黄土显然是洞顶落下来的灰尘积聚起来的，根本撬不动。我对梅傲雪说，咱们抓紧回去跟老田说吧。

　　发掘 层层石函护舍利

　　田福月马上派人向房山县文化科汇报。当天，房山县文化科长王建中就派崔宝华和房山县文物保管所所长沈书权赶到了云居寺，这时田福月从附近召集了几位民工，制作好了撬石板用的导链、麻绳和木头杠子。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带着工具来到了雷音洞内。石板缓缓撬起来后，下面是一块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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