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与中国佛教文化

      佛教何时传至南京？目前可知，南京佛教就全国而言，传入不晚，起步不低。

      按《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所言，最早把佛教带到南京的是北来的支谦和南来的康僧会二高僧。支谦，月氏国人（原中国西北古族，前汉时受匈奴所迫西迁至今中亚地区，地约在今阿富汗东北部），汉灵帝时（168—189年）随祖父入中国，后在洛阳习佛法，通六国语言，是一位学贯中西的难得人才。汉献帝（190—220年）末年，中原军阀混战，支谦避祸南下，后随吴大帝孙权于公元229年秋还都建业（今南京）。他于222至253年间，译出《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等49部经书。史书言其才华出众，孙权“闻其博学有才慧，即召见之，因问（佛）经中深隐之意，（支）越应机释难，无疑不析。（孙）权大悦，拜为博士（高级学官），使辅导东宫（太子）”。支谦在建业翻译佛经，使南京乃至江南地区有了第一批佛学著作，也促进了佛教在东吴境内的传布。

      康僧会为康居国人（古西域国名，地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随父亲做买卖移家交趾（地当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包括今中国之广东、广西部分地区），10多岁时因父母双亡而出家为僧，他和支谦一样，也中外兼练，“明解三藏（佛教经典分经、律、论三类，故称‘三藏’），博览六经”。他到达建业的时间一般认为比支谦晚近20年。在建业，孙权为他“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南京有了第一座寺庙（今中华门内镇淮桥即原朱雀桥西北一带），也有了首个因佛教得名的里坊行政建置，大大促进了江南地区佛教传播事业。

      据以上资料，南京佛教文化兴起于东吴毫无疑问。但近年我们发现少数东汉时期与佛教有关的遗物，如出土于南京南郊的一面东汉铜镜，上有数尊坐佛。这面铜镜虽不一定是南京地区所造，但说在东吴之前佛教文化信息已流布到南京当是可信，这就让我们联想到另两则史料，一是《后汉书·楚王英传》讲，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那位原在彭城（今徐州市）做楚王的刘英被罚谪到江南丹阳（今皖南宣城一带），刘英王府中曾有僧人、方士在活动，他本人也信奉道教与佛教，而南京离宣城不远，或有佛教信息传入；二是《三国志·吴志·刘繇传》中提到的丹阳人笮融，此人在东汉晚期投靠他的同乡徐州牧陶谦，负责广陵（今扬州）、下邳（今邳州）、彭城三郡漕运。时天下大乱，朝纲不振，各地军阀坐大自专，笮融“……每浴佛，多设酒饭，布斋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就食者万人”，可见其礼佛活动规模之大。有意思的是，东汉末年，笮融竟乘战乱率兵从广陵来到南京，并一度占领秣陵县城（今江宁县秣陵镇一带），由此可推测，这位大兴佛教的军阀率兵屯驻秣陵，或许会再做一些礼佛文章，从而使南京地区开始有佛教影响。

      综上所述，可知南京佛教传入之始即南北兼有、中外互通，且得到高层统治者的支持，这种态势为后来佛教文化大面积移入开了良好先河，也展现了南京城对异域文化的包容与善待。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

                                                      （本文来源：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