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天主教杂志《三十天》（30 Giorni）对保定教区安树新主教及香港教区已退休的陈日君枢机的评论，引发境内外教会人士的争议。笔名「甘保禄」的一位大陆司铎希望以文章呼吁境外教会人士能调和他们的观点，而非展现给中国教会看到他们因不同意见而产生矛盾。

另一方面，他也寄语中国教会的神长教友，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为自身教会的合一，共同做出相应的努力和牺牲，打开困扰中国教会的症结。

「甘保禄」神父出生于中国北方一个传统天主教家庭，二零零六年在海外完成福传神学和教会历史课程，并于同年晋铎。回国后，他一直在修院任教，也为教友和修会团体带避静、推动社会服务，以及从事写作和翻译。

他的文章如下：

前言
近日来，海外媒体的焦点再一次对准了中国教会，而造成此次聚焦的原因是意大利天主教杂志《三十天》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期中，以《保定的案例以及教宗的牧函》（The case of Baoding and the Pope’s letter）为题，对一直因坚持信仰原则而失去自由长达十年时间的保定教区安树新助理主教，于二零零六年八月底获释，并于二零零九年七月出任保定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一职而引发的各种非议，做了历史性回顾与评析。同时，该文也对香港陈日君枢机主教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评指责，认为陈枢机擅自「将自己视为准确解释教宗本文的保证人」，由此而「明示或暗示牧函不够清晰，让人有机会作互相矛盾的解释」，并「在一些具体而敏感的问题上，例如处理教会与政权当局的关系，出现对立的选择」（见英文版第35-36页）云云。

身为一位来自中国大陆，但曾在海外接受教育和陶成多年的年轻司铎，目睹海外教会团体和媒体对中国教会的高度关注与关切，内心感触良多。一方面，我为海外团体、机构和个人对中国教会的关注与关切感到欣慰，因为这说明大家并没有忘记我们。但另一方面又因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而竟然走到了两种观念、两个阵营针锋相对的地步而感到难过。虽然本人一向主张少说话多做事，以免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无谓的「谁对谁错」的争论上，但面对此情此景，笔者认为现在应该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神长教友们在关乎自己的事务上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了。希望关心我们的海外教会团体，以及真心希望帮助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的机构、朋友们，能够暂且放下自己的一套理论和观点，聆听我们的心声！

既然这次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保定问题」，那我还是从保定开始吧。

保定问题
我与保定教区结缘始于一九九四年初。那时我刚刚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走上了追求圣召的道路。由于我老家的教会没有正规的修院，而我们本地的老主教又坚决不同意让修生去任何一个公开教会团体开办的修院接受培育，所以就选派我们五位修生到当时被认为是「中国地下教会团体根据地」的保定教区接受培育和陶成。保定教区在那时候之所以受到许多地下教会团体的看重，是因为范学淹主教开创了秘密祝圣地下主教的先河，以及他写的《十三条》和他为信仰在狱中致命的英烈事迹。

由于环境所迫，我们初来乍到的五位修生立即被分派到设立在周围村庄不同教友家的小团体中，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地下修院的学习和生活。虽然学习大多数时间都是以自习为主，而且还得为躲避被抓而常常「打游击」，但我还是为能到这样的地方接受培育而从内心里感到高兴和激动。从此，我就有许多次机会见到苏志民主教和安树新主教并参与他们主持的弥撒，而且常同当时有传奇色彩的崔神父、小马神父、王神父等人接触和交流。有了我们老家教会的谆谆训诲，再加上在保定的耳濡目染，尤其是当时许多来自海外教会声援支持地下教会团体的声音（如台湾的钱志纯主教），我们坚信地下教会团体是中国教会的正确出路，走错了道的公开教会团体祇有「悔改」才有希望得救。虽然多次路过东闾村的大教堂，但我从来没有进去过，也未接触过在那里服务的神父、修女们。

一九九四年的农历新年，我们所有修生都去了安树新主教的村庄过年。在那里，我更是亲眼目睹了安主教谦虚质朴的本色。这不但表现在他的外貌衣着，也表现在他的言谈举止和服务精神上。当时修生中还流传着这样的小道消息，说有些神父宁愿看到安主教为正权主教，而非苏主教，因为苏主教不但有些「傲气」，而且还在「地上地下」问题上有些不明朗的态度等等。

新年过后不久，修生们开始了修建修院的工程。苦战近两个月后，眼看着一所像模像样的修院就要竣工了，我们开始接受更加正规的学习和培育的希望近在眼前，但老家来了「命令」，要我们立即回本教区，因为「保定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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