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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保定的问题和教宗的牧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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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3-22 11:13: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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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然而，近期的许多现象和事实却又硬生生地在我头上浇了一盆凉水，提醒我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过去，而且还会激化！这使得我不禁扪心自问：是我自己太「忘恩负义」了吗？还是海外教会的神学和灵修思想太「解放」，导致我竟然不再在乎这当年可是「能否得救的大问题」了呢？然而，藉着多年来的学习和陶成带给我的理念，我从良心深处又认为我现在的状态和选择是正确的，至少是无可厚非的。而面对今天仍然被此一问题所困扰的弟兄姐妹们，我希望分享如下几个方面的感受和体会，以期同大家在反思和祈祷中共勉。
（一）毋庸讳言，中国教会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受苦的教会，而之所以我们受苦如此之多、如此之长，既有历史、文化和政治的外在原因，也有教会自身在此外因下所累积和沉淀下来的积弊。正如一个在母胎内就已经感染了疾病的人那样，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但留下「后遗症」却是免不了的现实。在这样的情形下，谁又有理由和权力来嘲笑并指责这个饱受「后遗症」之苦的人呢？然而，有「后遗症」并不意味着自暴自弃或自卑自贱，而祇有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才是这个人最好的选择。在《若望福音》中，耶稣也明确地告诉人们，那个胎生的瞎子不是因为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显扬出来（9：3-4）。我相信耶稣今天也会用同样的话来激励我们仍在受苦的中国教会，而我们自己必须首先要无条件地接纳自己的过去和现实，也要无条件地接纳其他弟兄姐妹们的过去和现实，从而更好地在中国社会实现身为基督门徒的责任与使命。
（二）中国教会面临的问题是一个独特的问题，就像世界各地教会也有他们独特的问题。当今困扰我们并分裂我们的问题之一是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地上地下」问题，或进一步说「政教关系」问题，但与此同时，同性恋的问题、堕胎的问题、独身制的问题、性侵犯和赔偿受害人的问题等等，却也正在困扰并分裂着其他的地方公教会，甚至其他的基督教会。有鉴于此，一方面，我们不必为我们独特的问题而感到自责，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尽快纠正并解决它，因为如果我们到现在为止还因此一问题而内耗，错过许多有效建设教会、服务社会人群、传播基督福音的机会，实在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历史最终有一天会说中国教会的神长教友们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没有从教会历史的长河中学会游泳。假设初期教会的伯多禄和保禄等人一直为了「外邦人」是否必须行割损礼而僵持不下的话，还会有今天包括我们中国教会在内的全球教会吗？再假如一七一五年，教宗克莱孟十一世颁布的不是禁止「祭祖敬孔」礼仪的《自登基之日》（Ex Illa Die）通谕，而是一九三九年教宗庇护十二世颁布的允许该礼仪的《众所皆知》（Plane compertum est）通谕，中国教会的历史和现状还会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吗？再进一步说，假如一九八八年教廷给中国教会《八点指示》的内容与二零零七年教宗牧函的内容相差无几的话，我们今天还会为「地上地下」问题而耗费如此之多的心血和精力吗？本人在此无意做指责和抱怨任何政体、机构与个人的无用之功，但希望我们所有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至少能够以史为鉴，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三）不论是我在国外求学还是后来到访海外教会团体的时候，我常常碰到的现象是人们喜欢用自以为是的名称来描绘和形容中国教会。其中不乏这些相互对立的名称：「公开教会」－「地下教会」；「官方教会」－「受迫害的教会」；「爱国教会」－「忠贞教会」。而且我发现人们总是把「公开教会」与「官方教会」和「爱国教会」放在一起，同时将「地下教会」与「受迫害的教会」和「忠贞教会」放在一起。如此一来，自然而然地就传达了这样一种理念：祇要是公开的教会团体就是放弃了信仰原则，被政府「招安」了的问题教会，而祇要是地下教会团体就是为坚持信仰原则而受苦的正统教会。
十多年前，我的确也曾这样认为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活生生的现实例子告诉我，这祇是牵强附会、偷换概念的结果而已。如果我们瞭解当前福州教区和其他地下教会团体内部的棘手问题的话，如果我们走近许多以公开的身分领导教会、传播福音、服务社会人群的神长、修女和教友们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把上述这几对名称分门别类地放到一起的想法和做法实在是太简单、太幼稚了。
许多事实已经证明，导致天主教爱国会「凌驾于主教之上领导教会团体生活」（见牧函第七条）的原因并非「爱国会」组织本身，而是在其中任职的具体人士。没有人愿意受更多「婆婆」的管辖，但在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为了牧灵和教区管理的需要，一个地方教会是要选择「公开」还是「地下」，主要神长是否在当地天主教爱国会担当职务，自当由本地教会团体在牧人的带领下视具体情况而定夺。但这样的选择并不能自动地决定该教会团体本身的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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