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也谈「保定的问题和教宗的牧函」 |
 |
时间：2010-3-22 11:13:45 来源：不详
|
|
|
的培育工作并没有我们原来想像的那么好，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我们本教区……」
就这样，九四年复活节后几天，我们五位修生在苏志民主教的驻地和他一起吃过晚饭后，踏上了回家的路程。不久，我们就听说保定地下教会团体因着一次国外媒体的报导事件而遭受打压，苏主教和安主教也被拘押。两年后，我经海外某教会团体帮忙介绍，到国外读书，且一去就是十年。而这十年时间又正好是安树新主教从被捕到获释的时段，至于苏主教则无人知晓现在在哪里。
在国外接受培育和陶成的十年中，我切身体悟到了当年国内许多神长教友们，为了「地上地下」问题而彼此诋毁甚至分庭抗礼的做法是多么的荒诞、多么的违背基督精神。而且我们从小就奉为圭皋的诸多「教理」和「信条」也是那么的不符合已被海外教会实践多年的「梵二后精神」。虽然一开始时，我对那些在一个学校学习的来自地上教会团体的同学们还有许多戒备心理，但很快我就发现他们当中也有许多德才兼备、忠于信仰和教会的楷模值得我学习。我们在一起读书、接受灵修培育、探讨服务中国教会和社会之道，恨不能早日完成学业，报效祖国和教会。也正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促使下，完成了学业的我和其他几位同学于几年前先后返回了国内。此时，我老家教会的老主教早已去世，当地教会在新牧人的带领下，经过一段时间的阻力和挑战，基本上已经走出了「地上地下」的怪圈。虽然新主教本人尚未得到政府的认可，但教会整体却已经融入到了与政府部门和海内外教会正常沟通交流的渠道上。修生都被送到公开的大修院接受培育和陶成，晋铎后除了少数几个到其他教区帮忙，大都在留在本教区服务；早前未经修院培育过的神父们，现在也分批分期到不同修院提供的进修班深造充电，以便能更好地开展牧灵服务。尽管教区内部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困难和挑战，但至少没有了因上下之分而造成的僵局和困扰。
也许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不管是在我回国服务之前还是之后，「地上地下」的问题在我脑海中好像已经是过去式了，我坚信中国祇有一个天主教会，哪里需要我就应该到哪里服务，包括保定教区。回国后不久，我就有机会在不同场合再次与分别十二年之久的安主教和随他一起由地下变为公开的几位神父弟兄见面、交流。尽管他们谁都不记得当年保定教区的地下修院还短期地培养过我，但我在见到他们时仍然倍感亲切和温暖。安主教依然是那么的平易近人、厚道朴实，时不时地也和我分享他之所以选择要「公开」的原因与过程。内容与目前我们从网络和杂志上看到的没有两样：他认为这是让保定教区走向合一与发展的最佳方式和途径。至于许多原来拥护服从他的神父们选择和他划清界限的做法，他除了表示说深感痛心和遗憾外，就是说完全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他自己过去也是这样的想法。
对他的分享，我不但感同身受，而且非常理解，内心中对他的敬意有增无减。
教宗的信
星转斗移。众所期待的《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的牧函于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发表了。同所有关注此信的人们一样，我对中英两种译文仔细作了阅读，觉得教宗的愿望和目的再也清楚不过：中国教会自身首先应该寻求的是宽恕和好、合一共融、体制建设、圣召培育、福音传播，而与政府当局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开展建设性对话，以克服多年来在政教关系方面形成的误会和困难。至于如何去做和做到甚么程度，深明中国教会所处特殊环境的教宗把主动权留给了每一位主教，并要求全体司铎及教友们，即使有难处，也该为「维护教区团体与其牧者的合一」而予以接受，「一切的一切以生活共融、友爱谅解为准则，避开批判以及彼此指控」（见第七条）。
仅此一点，我就已经感受到教宗的信充分体现了对中国教会神长教友们的理解和信任，他是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你们是你们自己教会团体的主人，没有其他人和团体能够替你们解决问题，祇有你们自己才可以，所以你们需要做出合乎实际情况的明智选择；而我相信你们能够做到，不需要我把你们当小孩子那样来手把手的教导。
教宗的信给我带来了许多的安慰和信心；然而，不久之后，一些围绕着教宗的公开信而产生的争辩却开始困扰人心。就在此过程中，围绕安树新主教接受保定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一职的责难和非议也充斥了许多海内外的教会网站，有人干脆说安树新主教的选择就是「保定的灾难」，因为他的这一选择导致了保定教区「分裂」，「激起了惊异、愤慨，也有痛苦」（见《亚洲新闻通讯社》网站）。不由分说，安主教从昔日的英雄已经变成了今天的众矢之的。而他本人在面对这一系列的责难和批评时，所持的态度却是：「我不想跟别人争论甚么，祇想我该做甚么……因为越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