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19世纪的中国史，大凡都可以用“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来概括。这“变局”似乎都与一种叫鸦片的物质有关。而这种物质却恰恰是从一种绿色植物中提取出来的。它有着最美艳的花、最诱人的香，某种意义上它和任何一种其他绿色食品没有区别。史学界围绕着鸦片这种“绿色食品”有过太多的讨论，似乎一切症结都归结于鸦片。著名学者唐德刚先生特地为发生于1840年的那一场中外战争正名：“我们敢断言：‘鸦片战争中英双方皆为鸦片而战也。’否则它就不叫‘鸦片战争’了。1776年开始的‘美国独立战争’，是由中国的乌龙茶叶引起的。该战争非为茶叶而战，因此它就不叫‘茶叶战争’了。”关于鸦片的传说浸淫着整个19世纪的历史。
　　这个名称果真有那么重要吗？我看不见得。一般认为，鸦片战争的起因是缘于禁烟，特别是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某种意义上，禁烟才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线。然而，即使是叫鸦片战争，为什么却偏偏发生在1840年，而不是此前或者此后？要知道，当时的大清政府，明文禁烟已有百年历史，它好比历史上的反腐败一样，并非19世纪的新鲜事物。
　　“须知‘鸦片’为当年中英战争中，英方无可代替之‘

商品’也——其获利之丰（读者试看今日之毒贩便知），天下无双；其有助于当年英国国库之收入，亦不可或缺；其有助于英伦之繁荣、‘国民所得’之增长，与夫绅士淑女生活水准之提高，也出乎想像……”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史学家才言之凿凿地断定，中英之间的这一场战争在所难免。
　　然而，我要问的是，为什么事关英国国库收入、国民所得的鸦片战争，只发生在中英之间？这似乎又有理由可以证明，盖英国要把中国变成“印度第二”。第一任美国驻华公使义华曾为此“忧心忡忡”，并专报美国国务卿及总统，呈请华府联合欧洲其他列强尤其是法俄两国加以制止。既然鸦片有如此之利润，美国为何没有看中这一“商机”？
　　英国为何看中了中国？据史家之说，鸦片战前，英人非但洞悉清军之不足敌，而清政之窳劣，尤为英方所睥睨。而鸦片战后，英政府又“深知独吞中国之不易”。为何战前战后英方的感受却如此大相径庭？
　　鸦片的传说还和东方的丝绸、瓷器、香料联结起来，著名的“丝绸之路”好比一个童话，至今仍然活在历史教科书中，而“鸦片之路”看上去“完全是一种机缘，那是所有的因缘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生命运

行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就如同我们现时的电脑信息的兴起。”这让我想起了一句古话：“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竟然是“赠之以丝绸，报之以鸦片”的最初版本。换成今天的一个时尚的话语，便是贸易逆差。
　　“整个18世纪中，以英国为例，它对茶叶的需要几乎是呈几何级数增长，从1684年的5箱增至1720年的40万箱，到1800年则又增长50倍，这样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直接的结果就是流入中国的白银从18世纪60年代的每年300万两，增至18世纪80年代的每年1600万两。”
　　于是便有了顺理成章的论述：
　　“贸易的大规模逆差让西方开始紧张。他们加大了对这个东方大国的研究和评估，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个文明古国的人要如此克制自己的欲望，有着如此多的与人性相悖的东西。当他们慢慢地深入了解这个国度之后，西方人对于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评估逐渐降低。与最初传教士以及伏尔泰们对于中国的赞美和歌颂相比，他们了解之后的报告无疑显得具有理性和真实性。大多数报告都表明中国是一个不富庶的、只是具有古代文明的国度，他们一直处于长长的、蒙昧的中世纪；除了官僚和商人阶层之

外，大多数人都比较贫穷；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近代化尚未启动。在这样大量而清晰的调研报告面前，西方形成了对于中国的相对比较清晰的看法，那就是，中国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国家，它的文明，包括物质生活状态以及对于自然与社会的理解与掌握的状态尚落后于西方。在中国，由于在世界观上的普遍模糊，在主体意识上并没有明确的自由与进步的标准。同时，他们的弱点还在于，缺少一种最隐秘的思想，只是有着一些框框似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更多的是为了内心的安宁以及社会的稳定而设立的一些框框。慢慢地，越来越多的西方智者对于中国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这当中也包括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等。正是基于认识和思想上的优势，当时的西方对于他们突破中国还是抱有很大信心的。他们形成的一致看法是：古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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