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贸易逆差找到人民币汇率的借口一样。既然仅贸易逆差就达1600多万两白银，怎么能说中国是一个不富庶的国家？难道这些白花花的银子都是纸糊的不成？如果说中国处于中世纪文明，就成了大英帝国的目标，那么非洲呢？南美洲呢？中国的道德体系是“为了内心的安宁以及社会的稳定”难道有错？西方的宗教难道不是为了内心的安宁？
　　实质上，仅茶叶一项就可以打败英国的中华帝国，让大英帝国充满了恐惧。中国的可怕正在这里。他们对西方那些代表先进科技的热气球、望远镜之类的“礼物”毫无兴趣，这类被西方人引以为傲的东西在他们那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鄙视，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的自尊。
　　如果把大英帝国的扩张仅仅归结于贸易，简直是贻笑大方。他们要的是征服全世界。他们之所以选择鸦片做突破的工具，原本就不是出于贸易的目的，而是一个谋划深远的阴谋。这和当年他们派遣传教士来华一样，他们看到的是鸦片那销骨摧朽的魔力。这远比他们诉诸武力来得彻底和强大。而武力恰恰是因为他们的鸦片阴谋遭受重创之后的穷途匕见。这又和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在北美被人掀翻以后，恼羞成怒的英国人不顾一切诉诸武力一样，而当他们强大的武力在北美人那里遭

到有史以来最大的失败之后，无计可施，不得不承认现实。
　　鸦片的传说不攻自破。
　　然而，不幸的是，大清帝国的子民们没有能抵挡住鸦片的侵略。有人称：“鸦片的出现，可以说是集中暴露了中国人的软肋”，不知道说这种话的人还有多少常识？试想，你让任何一个西方人尝试这样一种“绿色食品”，看谁能抵挡住这种生理上的依赖？只须看看今天的欧美国家吸毒现象之普遍即可见分晓。他们懂得鸦片最初是医疗上作为镇痛的药物在使用，然而，却不懂得这种镇痛物何以大规模地进入中国。
　　自古希腊人发明鸦片这种药后，鸦片几乎伴随着人类的全部历史。鸦片在中国的出现早在西汉。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传到了中国。三国时名医华佗就使用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鸦片进口的记录，唐代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中国人把“阿”音又发成了“鸦”音。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定名为罂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当成吉思汗的铁骑踏遍欧亚大陆以后，鸦片也成为社会商品的一个重要种类，但那都只是入药佳品。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

汉姆（Thomas Sydenham）歌颂道：
　　“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
　　“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获得“鸦片哲人”的雅号。大约1600年，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吸烟者。其广泛程度令中国的统治者恐慌，崇祯皇帝下令禁烟。因为曾经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始料不及的是，烟草被禁却导致了吸食纯鸦片的泛滥。直至18世纪中叶的清朝官员黄喻普首次记录了台湾人吸食鸦片的具体过程。他断言：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刘鄂写道：“我吃烟的朋友很多，如求他上瘾吃的一个也没有，都是消遣消遣，就消遣进去了。”然而，阴谋的得逞并不意味着贸易的合法化。事实上，自始至终，鸦片根本就没有进入合法贸易的行列，而是长期以非法走私的形式在偷偷摸摸地进行。只不过，由于其巨大的利润而导致国内许多不法分子也参与其中阴谋其事助纣为虐。
　　

曾经四度出任英国首相的格莱斯顿这样谴责道：“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因如此不正义并故意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高傲地飘扬在广州城头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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