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铸出了千千万万忧国忧民、心怀天下、为国捐躯、为民请命的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
　　这里且以与朱熹有密切关系者为例：朱熹的后裔后学忠义死节之士甚多。其曾孙朱浚“累官两浙转运使兼工部侍郎，尚理宗公主。元兵入建宁，浚与公主入福州，誓与知府王刚中死守。迨刚中以城降，浚与公主俱饮药死”。据韩国《新安朱氏大同谱》记载，朱熹另一曾孙朱潜任浙江乌程令，目睹蒙元步步南侵，而权奸误国，他不甘披发左衽，遂效夫子“居九夷”之义，袖家谱携二男一女，浮海而东，隐于高丽，传播理学。朱熹私淑弟子魏了翁，避奸佞，重名节，“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丁生父忧，解官心丧，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燔者开门授徒。”“了翁再入朝，弥远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挠，未尝私谒”。朱熹私淑弟子真德秀心存社稷，敢于直言抗疏，“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朱熹的女婿黄干，知安庆府时，值金人破光山，沿边多警，他毅然组织邑民筑城备战，使安庆“屹然无虞”。在此前，黄并多次上书朝廷及制府，陈抗金御敌之策，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后因见权臣当道，国事日非，遂请辞归隐，修身见于世。黄在任官浙

江、江西、汉阳军等地时，均聚徒讲学，以民族大义晓谕生徒，其所传授培育的金华“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以及江西饶鲁、吴澄等人，不仅得朱学之心传，成就卓然，且均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宋亡，他们及其一大批弟子入元不仕，屏居山中读书讲学或以身殉节。
　　程朱理学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理论，丰富、强化了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激扬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凝聚了亿万炎黄子孙抱群同心，团结御侮，革旧立新，为振兴中华而斗争。自“尊王攘夷”、“爱君忧国”、“内中国、外夷狄”、“诛乱臣、讨贼子”、“大一统”等和忠、孝、廉、节等道德规范被纳入程朱理学天理论的框架后，这些都被看作天经地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人都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及理想信念，深深烙印在全民族的心灵中，而欺君罔上、卖国求荣、贪生怕死、屈膝投降、分裂国土、陷害忠良等等，则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丑事恶行，应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谢叠山说：“儒者常谈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在我辈人承当，不可使天下后世谓程朱之事皆大言无当也。”
　　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我国人民的反对外族入侵，维护国家统一和

民族繁荣兴盛的斗争持续不断，使我们民族多难兴邦，故国神州历万劫而不衰。值得注意的是，程朱理学所包容的这种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不仅有力推动了我国元、明、清几代的爱国民族斗争，而且成为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强大思想动力，一直影响到当代。
　　几百年来，每逢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关头，我国各族人民都能从民族大义出发，自觉地以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改革派思想家龚自珍、魏源和戊戌维新的领导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主张，很大成分也脱胎于朱子所注的《四书五经》及《春秋公羊传》，他们原来也都是孔孟程朱的信徒。
程朱理学所阐扬的大一统思想在推行过程中，逐渐为中华民族内部各兄弟民族所认同，成为民族融合的纽带和催化剂，凝聚了中华一体。据学者统计，我国自西周至两宋，共约2300余年之间，全国真正实现统一的局面，仅西周、秦、汉、西晋、隋、唐六个朝代，约700年左右，而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列国相争，汉末三国鼎立，永嘉之乱后南北朝分裂，直到五代相残，宋、辽、西夏、金相侵等，总共占了1600多年（占三分之二时间）。但宋以后，直到清末，尽管出现了元明清三朝的更替和北方两个少

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却始终维系着全国统一、一个政权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事实证明：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发展阶段，且在相当一段时期成为全社会的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不管有多少时代局限和谬误，也不管它与我们今天现实生活有多大距离，但其中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精神，经过不断继承发展和更新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思想财富，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源泉之一，这是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我们切不可妄自菲薄，自暴自弃。而应弘扬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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