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辛丑条约》中规定的列强各国在华的种种特权和各项赔款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内忧外患导致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姿态，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借以加强皇权，挽救大清的统治。



　　在新政方面，清政府多次派出王公大臣组成考察团赴日本及欧美各国考察学习，以图在军事、政治、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和维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摄政王载沣颁布上谕：“著贝勒载涛、毓朗、陆军部尚书铁良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准其酌量由各旗营兵丁内拨取精壮，尽数认真训练。”载沣为了加强军权，在原皇家卫队的基础上，从新军中抽调骨干，组建新的皇家禁卫军，主要由贝勒载涛专司训练。可是对于新式的军事技术和管理，年轻的贝勒缺乏经验（载涛时年二十一岁），必须要向先进国家学习，因此在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派出载涛为首的陆军考察团和载洵为首的海军考察团赴日本、欧美等国考察。可惜两位贝勒的学习心得还没来得及深入推广，已经风烛残年的清政府就遭遇1911年的辛亥革命而垮台，这也使得此次考察现在变得鲜为人知，即使在国家档案级的《清史稿》中也只有简单的一句话：“甲子，管理军咨处

贝勒载涛请赴日本、美、英、法、德、义、奥、俄八国考察陆军。”



　　秦风老照片馆收藏有一组载涛考察团在奥匈帝国布达佩斯和当地军政官员的合影，以及部分考察团员的签名照，品相上乘，殊为珍贵。至于考察团的构成、什么时间出发以及什么时间回国等细节，都没有明确记录，我们只能在当年国内外的报纸中找到一些记忆碎片，尝试拼接出整个过程。



　　关于这次出洋考察的报道，最早见于《大公报》宣统二年正月二十四日（1910年3月5日）号，报载：“禁卫军（载）涛、（毓）朗两贝勒以禁卫军第二期现今将次成立，所有规制仍多未能善，查各国御林卫制以日俄两国为最美，议决拟明春特派专员分赴日俄两国检查一切，以咨参仿。”两日后的《大公报》又载：“闻军咨处于日前咨照外部，请用正式照会与各国公使声明，此次军咨大臣涛贝勒带同参赞随员等前赴各国考查军政，请回转致各国该政府，届时务希照待云云。”说明在1910年3月8日这天，清政府已经确定了考察计划和随员，并正式照会即将前往的各国驻京使馆。又隔一日，《大公报》报道说：“兹闻贝勒行期有定于二月念二日放

洋之说”，可估计出此次陆军考察团的出发日期是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即1910年4月1日。监国摄政王载沣一直坚定地认为军权应该集中在皇权手里，而袁世凯把持新军，他只能重点培养新禁卫军，因此对此次出洋非常重视，于3月12日对载涛“训论多时”，要求他“于出言行事，尤当顾全国体，勿伤邦交等”，并交付载涛手谕和致各国皇帝及大总统的国书，还谈到《辛丑条约》签订后，他赴德国为克林德之死向德皇致歉的种种遭遇，而且分别召见了每位随员，并分别交以手谕。载涛虽然年轻，但很务实也很有抱负，为了“务求实际”，不“过事炫耀，以致贻人口实”而削减了自己此次考察的一半仆从。关于考察团员的组成，从《大公报》和《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两则报道中可知除军咨大臣载涛外，另有十六人，分别是首席随员李经迈（Lord. Li Ching Mai）、哈汉章（Gen. Ha Han Chang）、良弼、文华、姚宝来（Col. Yao Pao Lai）、彭灿昌（Capt. Pang Tsan Chang）、刘恩源（Lieut. Col. Liu En Yuen）、田献章（Col. Tien Haien Ch

ang）、张庆桐、程经邦、唐宝潮、徐致善（Col. Hsu Chin Shan）、桐昌（Major. Tung Chang）、江绍沅（Lieut. Col. Chang Shao Yuan）、吴为予（Dr. Wu Wei Yu）和谭学夔。

　　4月1日，考察团抵达日本东京，在日期间，载涛一行参观了日本的热气球侦察部队，徐致善（元甫）和田献章（凯亭）还乘坐了热气球进行空中飘行，成为最早乘坐热气球的中国人。



　　4月16日晚，考察团乘坐日本客船集友丸号（Chiyu Maru）抵达夏威夷的檀香山。迎接载涛一行的是驻檀香山领事梁国英、美国政府官员法瑞尔先生（Gov. Frear）和第五骑兵队及第二十步兵团的一队士兵，并将考察团护送至领事馆。4月17日，在正式参观了领事馆后，美军致鸣二十一枪的欢迎礼，然后由舒勒上校（Col. Schuyler）陪同前往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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