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属于大的人类生活史的范畴，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作用，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基本内涵。政治文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也以自身独特的面目体现着人类文明的水平。
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不同，它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在规定性。首先，从文明的主体属性上看，政治文明是由历史上不同的政治主体创造的，具有鲜明的历史性、阶级性与民族性。我们不妨将创造政治文明的各类政治主体通称为“政治人”，他们具有特定的身份属性，或为贵族，或为文臣，或为武将，凡此不一。其次，从文明内涵上看，政治文明是指那些作为政治主体的“政治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创造出来的各种国家机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及政治活动等各项成就。这些成就连同创造它们的主人——“政治人”共同构成了政治文明的主体要素，狭义的政治文明指的就是这些政治主体要素，它们是政治文明史研究的对象。
政治文明史研究兼具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双重属性，属于新兴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内涵十分丰富，主要致力于研究政治主体要素的发展规律，主要包括政治思想史、静态的制度史及动态的政治以及政治主体史等分支领域。其中，静态的制度史研究着重于探索组织原理、组织结构及组织制度的发展规律。动态的政治史研究则侧重权力的产生、运行以及权力主体因素的变化。毫无疑问，在诸多政治主体要素中，“政治人”处于主导地位，他们是历史上灿烂多姿的政治文明现象的直接创造者，并且总是由少数精英人物组成的，是他们决定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换言之，政治是一种由人演绎的行为，它最大的特征是能动性，研究政治主体面貌特征有助于弄清政治的演进规律，也是提高政治文明史研究学科性的必要途径。因此，关于政治主体的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学科意义，可以帮助人们认清政治文明史的发展理路，进而认识政治的本质规律。在未能取得广泛的研究共识之前，我们不妨将这方面的研究笼统地称为政治主体史研究，它构成了政治文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进而也成为政治文明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笔者关于中国古代“文人政治”的研究便属于这方面的研究范畴。
笔者之所以持有上述这些主张，主要是基于考察历史后得出的如下理论假设：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政权模式都会在一个较长时期保持一种稳定性，但是主持或操作国家政权的政治主体则易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严重影响国家政治走向，甚至决定国家命运。例如大家熟悉的二十世纪的前苏联苏维埃制度，由于操纵制度的政治主体的差异，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所谓列宁与斯大林模式。所以，研究政治史不能不首先关注政治主体的异质变化。历史上，几乎每隔一定时期就会发生国家政治主体变异，这种变化不仅会发生在朝代鼎革或改朝换代的时候，也会发生在一个朝代的不同阶段。以中国历史为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与唐宋时期的政治面貌不同，究其根本原因不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原则与价值判断的差异，而在两个时期政治主体的异质结构，这种政治主体的异质决定了各自政治面貌的差别，前者呈现为贵族政治的主体形态，后者则为文人政治主体形态。所以，欲要理清中国政治文明的演变轨迹，理想的途径应该是在考察国家政权结构与制度演进的同时积极关注政治主体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揭示政治文明的发展规律。
然而，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偏重于静态视角的组织原理及结构的制度史考察，而忽视了中央集权制原则下的政治主体结构变化的客观事实，于是立足静态视角的制度史研究便显得不那么具有活力，胶柱鼓瑟的制度史研究缺乏应有的历史穿透力和思想张力，甚至与现实人们的需求不相适应，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传统政治史研究对当代人的吸引力，历史学在二十世纪日益沦落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过去，在中国大陆一度很活跃的“政治史”研究又多是对单个政治事件的孤立研究，并不着眼于对政治主体变化的系统考察，所以以往“政治史”的概念不等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政治文明史”，它无法全面含盖“政治文明史”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