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之，我们看到最近十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始回归文献。但是，回归文献的经典重读或解读是否能够“还原历史”和多大程度上“还原历史”呢？回归文献后的分析理论是本土重建的理论框架还是一如既往的沿袭西方的理论话语呢？回归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唯一正途吗？正是在这种“问题意识”的导引下，郑先生开始了对学术方法的反思。
　　对回归文献的经典重读，郑先生别有会心：“我所运用的方法主要是：先对经典进行解读，之后提升出若干观念进行分类，再就是逻辑的叙述，最后将这些分析出来的东西与思想史的发展作一比较，引申出其优点与缺陷，阐明其影响和地位。这样的方法当然有其优越性，但我后来进行了一些反省，发现：若从人生观与死亡观的角度来看，人们的思想必有一个变化相当大的过程，生死观可以说是个我化色彩最强的思想系统；而且，更成问题的是，人们说出来的与写出来的东西往往与真实的生活、人生的践履有区别，有时区别还很大，甚至完全相反，所以仅仅局限在文献的研究和解读中是很难真正把握中国人生哲学史的全貌的，尤其不能深入地体验思想家的生命情怀和生活意境。”
　　走出书斋后的他在进行详细的实地考察后深深体会到了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遗训。比如，一个传世文献的陈述，即使明显可信，很多人都相信它，可是它也可能是伪科学的，而一个陈述虽然是不能让人相信的，也没有人相信它，但在科学上可能是有价值的。这里面有一个言意矛盾的问题。言意矛盾在古今中外各种语言中都存在，语言与思想存在着距离，传世文献中保存的东西绝非思想家的思想原貌。第一，存在“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矛盾。有些只可意会的东西，思想家也难以言传。第二，存在“言不由衷”的困境。比如中国古代“为尊者讳”相沿成习，文字狱绵延不断，所以“春秋笔法”实乃中国古代富有特色的写作原则。第三，“思想家思想的变化远远大于其著作中表述的观念，而这种变化往往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具体的生活环境之中。”这后一点在笔者看来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类和人创造的历史都在不断变化中，而在变化中去看待历史和人性本身的发展，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以来就一直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观念和方法。
　　基于此，郑先生认为，在传世文献中，许多东西被刻意回避，许多东西被有意识地隐蔽起来、深藏起来。因此仅仅从经典的解读入手去研究思想家的思想是远远不够的，至少也是不全面的。所以，他倡导引入“思想考古”的方法。自1999年以来，郑先生前后耗时三年，行程上万公里，对13个中国历史上的学术文化大师如王安石、黄庭坚、周敦颐、陆象山等的遗踪进行了深入的寻访。“他不辞辛劳，走遍很多的偏僻的乡村，走过不少崎岖的山路，从祠宇、碑碣、荒墓之间，从残存的文献和故老的口头上，探得了许多珍贵的典故旧事，厘清了一些存疑的思想关节，显露了若干隐晦的事迹。”
　　例如，在本书第三章《心香一瓣觅陶公》中，郑先生对历代陶渊明诗歌中“南山”释义的问题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独到见解。在江西有三座分属不同县境的“南山”，也有学者考证“南山”指庐山。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互相印证，郑先生认为，“在陶渊明的故居之地，根本无一座现实中特指的南山，南山实为陶公心中浮现的喻意之山。”此南山者，乃道教中相传为陈抟老祖修道之终南山，也即俗语中“寿比南山”之南山。按王瑶先生的说法：“相传服菊可以延年，采菊是为了服食。《诗经》上说：‘如南山之寿’，南山是寿考的征象。”在这条文献的启发下，郑先生找到《陶渊明集》中“菊为制颓龄”的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