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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思想考古：学术方法的整合与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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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1: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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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做参证，不仅有力地证明了陶渊明采菊是为了服食菊花，以期延年益寿，而且扣合了魏晋文人追求生命的浓度，而不希冀生命长度的时代生命观。这种微观的考辨看似不出中国传统文献学的考据路数，实际上其灵感的触发点在于实地考察。尤其是延年益寿这样的问题，在擅长人生哲学和死亡哲学研究的郑先生面前，更能触发真知灼见。这样富有创见的例子在他寻访周敦颐、陆象山、陆梭山等故地的时候尤其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省，这说明“思想考古”的方法具有充分的解释力。
二
“思想考古”方法不仅因其鲜明的针对性而具有充分的解释力，而且由于它植根于古今中外学术研究的理论资源沃土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人坚守本土化立场和中西融合的开阔胸襟而催生的众多学术方法的共同特色。
郑先生坦言，其“思想考古的方法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建基于两个方法之上：一是中国历史学研究中具有悠久传统的‘行走历史’的方法……来源之二是出现于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年鉴学派。”
对于“行走历史”，古今中外代不乏人。中国的司马迁、顾炎武、万斯同、朱希祖、翦伯赞、谭其骧等历史学者都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践履者。西方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也同样是在遍历各地历史遗迹、考察各地民俗风情后完成自己的辉煌著述的。古今中外的学者，绝不仅仅在书斋爬梳文字，皓首穷经，他们历来重视游历以增见闻，以证载籍。至于文人，如唐代诗仙李白25岁即“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宋代苏轼也是“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清代诗人袁枚75岁时还“公然一万三千里，听风听雨笑到家”。他们每到一处，无不凭吊历史遗迹，发思古之幽情，在自然山水中寻觅诗歌创作的灵感和安顿自己疲惫的心灵。
对于“年鉴学派”关于“历史只有从叙述的变为解释的，它才能成为一种科学”的“问题史学”，前此后此的西方史学理论也有一以贯之的传统。 如果往前看，至少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新科学》。维柯在科学、理性和轻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笛卡尔主义盛嚣尘上之时，第一个单枪匹马、殚精竭力地提高历史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世界无疑是人创造的，因此其原理也就可以在人类心智的变化中去寻找。”维柯所谓通过“人类心智的变化”，就是通过同感和想象，设身处地去感受，就可能了解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文化。郑先生著作中对往古先哲生命情怀的体悟、想象和感受，无疑是与维柯的“诗性智慧”息息相通的。
如果往后看，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和《知识考古学》也是郑先生“思想考古”方法的理论资源。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理论视域内，不仅理性、历史和人的内涵都被消解了，而且知识、真理和智慧等被传统哲学确立的理想地平线也都消失了，这就为对历史“了解之同情”提供了重新建构的可能性和合法性。举例来说。在郑先生另一部实践“思想考古”方法的著作《神游千古——寻访历史文化伟人》中，论及大宋状元宰相文天祥临死之前“忠孝两全”的困境之时，这种“了解之同情”得到了充分体现。文天祥两个亲生儿子一个死于战乱，一个早夭，而老母客死他乡无法运回故乡安葬，所以临死之前的文天祥痛苦的不是不能尽忠，而是不能尽孝。其时，文天祥的弟弟文璧以惠州知州身份无力回天而献城投降，“以一般的道理推之，天祥必定会对文璧的降元怒发冲冠，誓要割袍以断手足之情。可是文天祥对此却表示出同情的理解……他觉得，自己一死以为国尽忠；其弟文璧却应该留下来为家以全孝。”由此，郑先生进一步思考到，“在中华民族精神中，有‘宁折不弯’的传统；但在民间社会，也有‘宁弯不折’的意识。”这实为卓识。
其实，“思想考古”的方法，也受惠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闻一多的“三重证据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指出：“吾辈生于今日，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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