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经验的真实（感知）在它们所有的特殊性上从来都无法与神话（概念）完全吻合，就像库克船长无法与夏威夷人赋予他的高贵地位完全相称一样。客观真实的赌博就在于词语与事物之间的不对称性。现实世界中每一个文化概念的运用都将使这些概念服从于情境的限定，这就是对于符号的功能性再估价，比如夏威夷禁忌概念的再评价。实际上，禁忌之类的符号具有多义性，但是当他们在现实中被运用的时候，禁忌泽被固定在某些有选择的意义上，它的某一种意义被强调，在所有可能的意义中被凸显出来，同时，其关联性也被制造出来，以凝结出一些与此前所有的运用中都不相同的特殊命题。38因此，在人类具体的行为中，作为概念之载体的符号纳入到了不同的逻辑运作过程，如隐喻与类比、内涵与外延的再界定、意义的特殊化与普遍化、转移与置换，以及对于符号的创造性“误解”等等。39

　　库克船长在夏威夷群岛的一系列遭遇，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在这些行为中，历时性与共时性并存于一种不可分割的牢固整合之中，象征行为是由无法规避的过去与不可化约的现在所共同构成的一个双重组合体。那些使经验得以组织和交流的概念，都来自于已被普遍接受的文化图式，所以无法规避过去，而任何行为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所谓人不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所以现在不可化约。40现在超越过去，同时又保持忠实于过去的这一可能性，取决于文化秩序以及现实情境。41夏威夷的个案表明，将变与不变，或者历史与结构，或者事件与结构看作是两种互不相容的对立观这一观念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我们孤立地看待变迁，仅仅将它看作“事件”，而与“结构”对立起来，是十分有害的。其实，一个事件并不仅仅是世界中的一个偶发事实，它是这一事件与给定的象征系统之间的一种关系。尽管一个事件作为一次发生有它自身的“客观”属性以及来自于其他世界（系统）的原因，但是真正对事件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并不是这些属性本身，而是它们从某些图式中所投射出来的意义。42比如，“发现”号船长克拉克与夏威夷土著头人卡尼奥尼奥的初次见面，夏威夷的女人在船上与水手同餐共饮，随后夏威夷女人与英国水手之间的性关系，对于英国人来说是这一系列事件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当事件放置于它所从属的价值（夏威夷文化系统）中来理解的时候，这一系列简单的事件却转化成了一个个至关重要的并接结构（“发现”号船长克拉克与卡尼奥尼奥相遇时的矛盾关系，夏威夷女子与英国水手的性关系，英国人的力量与夏威夷平民的意向联手，让后者反抗他们自己的头人）43在夏威夷的文化系统中，产生了特定的意义：这是一种对于男人的污染，外来者的神性受到了严重的质疑，以及女人对于禁忌的破坏。

　　历史人类学的实践

　　在《结构人类学》一书中，列维-斯特劳斯开篇阐述的就是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通过探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关系，阐发结构人类学关于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的观念。他认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区别在于，历史学是从社会生活的有意识的表达方面来组织其资料的，而人类学则通过考察它们的无意识的基础来进行研究的。44在从研究有意识内容走向研究无意识形式的理解人类的道路上，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是在同一条道路上、沿着一个方向走着同一个路程，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朝向。人类学家是朝前行走的，寻求通过他们早已深知的有意识现象获得对无意识的越来越多的了解；而历史学家却是朝后行进的，他们把眼睛死盯着具体和特殊的行为，只在为了从一个更全面和更丰富的观点上来考察这些行为时才把眼光离开它们。他希望这两个学科能够结盟起来，使人们能够看到一条完整的道路。45他明确指出，即便是对于共时结构的分析也需要不断地求助于历史学。只有历史学，通过展示处于转化过程中的各种制度，使人们有可能将蕴含在许多现象后面并始终存在于事件的连续过程中的结构抽取出来。46

　　萨林斯认为，超越人类学与历史学之理论分野的时代已经到来。人类学家从抽象的理论转而解释具体的事件，历史学家降低对独特事件的热情而钟情于潜在的反复出现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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