闰七月，乾隆皇帝接到讷亲、张广泗二人意见向左的奏疏。张广泗认为：“(大金川)目下已日食不继，将来必益无以为生，可以坐待其毙。……今冬明春当不难犁庭扫穴矣”。

　　而讷亲认为：“我兵果能奋勇争夺数处，贼必内溃，然尚有不得不过虑者。贼巢食用果否至于匮乏，究难臆揣，而我兵攻剿以来，一无可乘之机，且卡撒、昔岭二路，尚系臣亲临督战，乃攻扑数次，未见得寸进，朝夕筹商，终无善策。迨至冬寒春冷，士气恐益不扬……如至冬间，尚然顿阻，似应减撤久役汉土兵丁，令留驻官兵时用炮击碉卡，则贼亦不得休息。俟明岁再加调精锐官兵三万，厚集军威，于四月进剿，则我兵丁足以分布直捣，扫穴犁庭最迟不逾秋令”。

　　接着，讷亲又在另一奏疏中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来岁加调官兵，计增粮饷，需费数百万……若将我兵酌留万余名据守要害，相机随时用炮攻击贼碉，使之不得休息。其接壤土司，令各于本境自为防御，似狡寇亦能坐困。第久驻终非长策，若俟二三年后，再调集官兵乘贼疲困，全锐进捣，自必一举成功，此二三年内，或有机会可乘擒获贼酋，亦未可定”。同时，还奏告张广泗偏袒贵州籍将领，“其好恶每多不公，人心不能悦服”，且“兵虽四万有奇，分路太多，在在势微力弱……臣与督臣势难共事”。可见，两位主帅之间的分歧很大，对敌情的估计不一，对战略选择和战争进程的看法都不尽相同，以至有了很难共事的无奈表白;讷亲前后所奏不一，已是胸无谋略，方寸大乱，而且把劳师糜饷的责任全部推到张广泗的身上，作为经略，却似毫无责任可担，其原因则是 “与督臣势难共事”。

　　乾隆皇帝阅过奏折后，既气愤又忧虑。他批到：“岂有军机重务，身为经略而持此两议，令朕遥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贼，添兵费饷，朕所不惜。如以为终不能成功，不如明云臣力已竭，早图归计，以全始终。”又说：“览所奏军营现在情形各折，几于智勇俱困，金川小丑，不意负固难于剿灭遂至于此。

　　官兵攻扑进不能前，退不能守，即小小获胜，尚未伤彼皮毛……卿等身在戎行，目击不能确有成算，游移两可，朕于数千里外，何从批示?何从传谕?且大兵有四万之众，彼止三千余人，何以彼应我则觉有余，而我攻彼惟虑不足?日久悬望军营消息，而奏到乃复如是，殊非所料”。

　　八月初八，乾隆皇帝接到岳钟琪两份参奏张广泗的奏折。其一，奏陈总督张广泗调度错谬且不分兵予他;其二，张广泗重用小金川叛逆良尔吉和汉奸王秋。同时，乾隆皇帝又接到了讷亲、张广泗战败的奏报。乾隆帝得悉后，批道：“今据奏进攻喇底二道山梁，统领之副将、游击等员，仅至沟口而止，带兵之备弁，又复落后，忽闻贼番数十人应援，我兵三千余众遂俱奔遁。闻之数为骇听。凡为将弁，理当身先士卒，乃畏缩不前，转至落后，无怪士卒之不能催锋陷阵。

　　即使从后督战，亦无见险而止，身住沟口，但令士卒前进之理，又无怪其令之不从矣。即不能以一当十，亦何至以三千之众不能敌贼番数十人，而至闻风远遁，自相蹂践。此事实出情理之外……卿等在彼日久，岂彼中情事，竟不得其虚实耶?……今览奏又失所望，将来此事兵力何所倚仗?军务何所调度?日复一日，师愈老而气愈怯，岂能久顿坚碉之下，坐待成功?” 乾隆皇帝对讷亲、张广泗彻底失望了。九月初十，乾隆帝传谕召讷亲、张广泗驰驿来京，川陕总督印务命傅尔丹暂行护理，所有进讨事宜会同岳钟琪相机调度。十三日，又命尚书班第即赴军营，与傅、岳同办军务。

　　从乾隆十一年六月以来，金川用兵两年有余，兵至四万有余，耗银几及千万两，而对付不了一个方圆不过数百余里，丁壮约七八千的土司。乾隆皇帝对张广泗、讷亲完全失去了信心和耐心，他决定惩办主帅，以震军威。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以“玩兵养寇，贻误军机”的罪名将张广泗革职，拿交刑部审理，令侍卫富成押解至京。十二月七日，乾隆帝御瀛台亲鞫张广泗，五天后，斩立决。

　　十四年(1749年)正月，乾隆皇帝以“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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