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自然和社会等原因造成的灾荒，古往今来一直是人类必须正视却又难以完全避免的劫难，有关历史上灾荒的研究，至今已引起中国史学界相当的关注。作为其中内容之一的瘟疫，刻下虽已不再是历史学者研究的“漏网之鱼”，开始受到一些研究者的注目（注：参阅靳士英《疾病史研究60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3期；赖文、李永宸等《近50年的中国古代疫情研究》，《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2期；拙稿《20世纪明清疾病史研究述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拙稿《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但该研究总体上仍十分薄弱。在这一状况下，通过对一些有代表性的瘟疫个案的探讨，来加深和明晰人们对历史上的瘟疫及其相关情况的了解和认识，显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康雍乾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而乾隆一朝正是这个“盛世”的顶峰，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救济制度相对完备并组织实施得相对得力的时期。根据《清史稿》的记载，乾隆年间全国范围内18个年份有疫情发生，其中涉及范围最广的两次分别为丙子（二十一年）和丙午（五十一年）之疫。（注：《清史稿》卷四○《灾异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529页。） 这一记载肯定不全面，根据笔者的研究，这一时期，仅在江南地区有疫情的年份就多达27个。（注：拙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附录，“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第355～392页。） 不过疫情最严重的两次则与《清史稿》的记载相同，其中尤以前者为甚。这说明，《清史稿》的记载尽管不够全面，但就大势而言，是基本可信的。两次大疫都发生在大灾之后，像乾隆二十一年大疫的前一年，即乾隆二十年，出现了较为广泛并严重的水灾、饥荒。（注：《清史稿》卷四○《灾异志一》，第1547页；卷四三《灾异志四》，第1602页。） 受灾地区基本集中在当时全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注：《清史稿》卷四○《灾异志一》，第1529页。） 这表明，乾隆二十一年的江南之疫是乾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大疫。选择这样一个个案作为研究对象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意义：（1）由于这是发生在盛世“顶峰”的江南地区的灾难，将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当时的“盛世”、“发达”的真实意涵，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非常时期的民生状况。（2）这一大疫发生在大灾之后，大灾之后是否继发瘟疫，必然跟国家和社会对灾荒的救助关系密切。因此，这一探讨应该有助于我们探索灾荒与瘟疫的关系，进而有助于了解和检讨传统中国国家和社会在卫生医疗事业中的作为。

    　　　　一

    乾隆二十一年（1756），岁在丙子。清高宗弘历继承大统已经有二十余个年头，施政行事日臻成熟。乾隆帝上台后，总结前朝的统治经验和教训，认为康熙有宽纵之弊，而雍正有严刻之失，故制定了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处处以“中”相标榜。史载：“纯皇帝即位，承宪皇帝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注：昭梿：《啸亭杂录》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 “高宗登极，所布诏令，善政络绎。”（注：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 经过二十余年的经营，国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财政收入逐年递增，府库也愈见充盈。（注：据记载，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财政岁入已达银4854万两。（《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志六·会计》）国库存银，乾隆三十三年以后，则基本保持在7000多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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