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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到，这场瘟疫始于乾隆二十年的冬天，不过开始时还只是在个别地区出现，到第二年，随着米价的腾涌，整个社会饥荒程度加深，春天或春夏之交，随着气候的转暖，江南地区普遍出现疫情，特别是在江苏的苏州、松江、太仓、常州以及浙江的嘉兴等州府，几乎每个县都发生了瘟疫，镇江、江宁和湖州等府也有不少地区存在疫情。而处于江南边缘的宁波、绍兴受灾较轻。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毗邻嘉兴和湖州二府，而且拥有大都市杭州的杭州府未见有任何疫情的记载，然而，乾隆二十年的水灾，杭州府属各县均被波及，有些县，比如临安、于潜、新登等的县志中还出现了大歉、大祲之类的记载。（注：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省（市）气象局，中央气象局研究所编《华东地区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第4分册，第17页。） 所以，我们怀疑这种缺失很可能是由于资料造成的。根据笔者尽可能广泛的搜集，仍未找到雍正和乾隆年间杭州府任何可靠的疫情记录，但在当时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却有相关的记载。（注：参阅拙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第66页。） 据此，我想可以推测，杭州府的疫情尽管不见得非常严重，但还是有瘟疫发生，特别是紧邻嘉兴府的海宁、仁和诸县。这场瘟疫持续的时间，记载并不是十分明确，但从春夏大疫，入秋始息等说法来看，可知主要发生在春夏时节。结合其他一些记载，大概可以说，四五两月是这场瘟疫的高峰期，“过夏至病乃渐减”（注：同治《苏州府志》卷一○一《艺术》，第5册，第2586页。），“至八月始安”（注：顾公燮：《丹午笔记》，见苏州博物馆等编《丹午笔记·吴城日记·五石脂》，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页。）。第二年，高淳县有疫情发生，由于缺乏相关的资料，我们还不能肯定其是否为这场瘟疫的余绪，不过就总体来说，到二十一年的秋冬，这场瘟疫就算过去了。
关于这场瘟疫的性质，史料大都只是笼统地以“疫”、“大疫”、“疫疠”等称之，让人很难明了究竟为今日何种疾病。关于其症状，只有个别医书中对此有所记载，比如：
因思先生于乾隆丙子岁，吴中疫行，大吏延主医局；蒇事后，承辑禹载周君《温热署疫》方书，刊行已久。疫行春夏之交，感受二者为多。是论实与温热方书相为表里，不可偏废者也。（注：薛雪：《湿热论·徐行序》，见《吴中医集·瘟病类》，江苏科技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页。）
乾隆乙亥冬，吴中大荒，途多饿莩，尸气绵亘。至丙子君相司令之际，遂起大疫。（注：邵登瀛：《温毒病论》，见《吴中医集·瘟病类》，第406、406页。）
若丙子年之疫，初起无不微有自汗，汗出不解，继无不发斑，斑透不解，又无不下之，下之亦不即解，最后而得战汗、狂汗、自汗，乃稍解。然余邪达表，尚发白痧如，一病而全备诸症何哉？予细推之，是年之疫乃毒气深重之大疫，不可以常法据也。始无不自汗者，以手少阳三焦，是动则自汗出，气所生病也。（注：邵登瀛：《温毒病论》，见《吴中医集·瘟病类》，第406、406页。）
另外，袁枚的《子不语》借瘟鬼之口录下了苏州赵太守治疗该次瘟疫的药方：“雷丸四两，飞金三十张，朱砂三钱，明矾一两，大黄四两，水法为丸，每服三钱。苏州太守赵文山以其方济人，无不活者。”（注：袁枚：《子不语》卷七《瘟鬼》，第152页。）
根据以上的说法，可知这场瘟疫主要由湿、热二邪引起，大体属于中医温病学中的暑温和湿温的范畴。根据现代中医学定义，暑温是感受暑热病邪而引起的一种急性热病，发病急骤，初起即见壮热、烦渴、汗多、脉洪等气分热盛症候。病机传变也较迅速，最易伤津耗气，且多闭窍动风之变。多发于夏暑当令之时。大致类似于现代医学中的流行性乙型脑炎、钩端螺旋体病等急性传染病。（注：孟澍江主编：《温病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湿温是由湿热病邪引起的急性热病。初起具有身热不扬，身重肢倦，胸闷脘痞，苔白腻，脉缓等主要症状。本病起病较缓，传变较慢，临床表现具有湿、热两方面的征候。伤寒、钩端螺旋体病、沙门氏菌属感染等病基本属于本病范围。（注：参阅孟澍江主编《温病学》，第75页；赵绍琴、胡定邦、刘景源编《温病纵横》，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215页。）
据此，这场瘟疫可能包含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钩端螺旋体病等多种夏季常见的急性传染病。这些疫病平常年份也有可能零星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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