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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26页）。） 在财力逐渐雄厚之后，乾隆一方面继承其父祖的遗业，开始为巩固边疆而进行战争，另一方面以一种更积极的姿态较为全面地介入救济和慈善事业，包括下令加强各地的仓储建设，动用更多国家资源开展救荒活动，比以前更多地蠲免灾民的税粮，动拨更多的公帑赈济饥民，等等。（注：参阅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68～69页。） 以上这些认识，无疑都是建立在比较坚实的史料基础上的，就总体态势而言，似乎也是较为准确的。不过，若仅仅从这样的论述出发，恐怕很容易就认为，在这样的太平盛世之下，民众的生活当是非常祥和安逸。然而，实际的情形究竟如何呢？通过下面大灾以及大疫的论述，或许我们可以看到盛世背后的另一幅图景。
乾隆继位后，虽然一如往常，在全国范围内，每年总有各种灾害发生，但总体而言，似乎在比较长一段时期内，并无特别严重的灾荒发生。乾隆二十年，发生了一场大水灾，这场水灾涉及的范围至少包括今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省。在江南地区，仅仅就水灾来说，灾情似乎并不算特别严重，但水患继以虫灾，致使收成大坏，进而造成了大面积的饥荒，并最终促成了第二年大疫的出现。
这一年，在江南的各州县的方志的“祥异志”中，大都有灾情记载，不过仅从其非常简略的记载看，似乎灾况并不尽一致。比如，在太仓州的嘉定县，“六月大水，秋大旱，岁大祲”（注：光绪《嘉定县志》卷五《祲祥》，“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8册，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128页。）。松江府青浦县的县志则记载：“夏六月淫雨，天气寒如冬秋，五谷木棉皆不实。”（注：光绪《青浦县志》卷二九《杂记·祥异》，“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以下简称“丛书”），第16种，第4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2050页。光绪《靖江县志》卷八《祲祥》，“丛书”第464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53页。） 湖州府的乌程县，“淫雨损麦，蝗蝻生，大水伤禾”（注：光绪《乌程县志》卷二七《祥异》，光绪间刊本。）。宁波府的慈溪县，“七月大风雨，拔木伤稼”（注：光绪《慈溪县志》卷五五《前事·祥异》，“丛书”，第213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常州的靖江，“夏秋淫雨，……麦尽死，禾豆不登”。江宁府的江浦县，“夏大雨，江涨四十余日始退”（注：光绪《江浦埤乘》卷三九《杂记上·祥异》，“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以下简称“集成·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苏州府，“二月至四月雨，麦苗腐，六月大雨，蝗蝻生，伤稼”（注：同治《苏州府志》卷一四三《祥异》，“丛书”第5种，第6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3390页。）。当然，还有更多的“大饥”、“大歉”之类的记载。从这些简略而不尽相同甚至稍有抵牾的记载中，很难明了该年灾荒的详细情况，而只能知道，这一年的灾荒主要有水灾、虫灾，个别地方还有旱灾和寒灾。不过，另外一些文献中还有个别更为详细的记载，将这些零碎的记载串联起来，有助于我们弄清详情。比如：
乾隆二十年乙亥，秋灾。自四月至六月，淫雨不止，中下田俱被淹浸，惟高仰者，尤可望有秋也。七月下旬，虫灾到处，螽贼螟螣，朋类纠结，所过之处，禾稻即成屋茅。又加风灾霜灾，间有刈获，朽腐不堪，虽鸡鸭亦不食也。一时米价踊贵，斗米三百五十钱，人心惶惶。（注：乾隆《干山志》卷四《荒政》，“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以下简称乡镇志专辑）第1册，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94页。）
是年（乾隆二十年）之水来而不退，禾苗硕大，人皆庆有秋也。孰知八月之后，忽起异虫，虫小如蚊，四翼而螓首，密布田间，苗为倾倒，早稻遇之，米若干糟。……此种虫出于螟螣螽贼之外，人所未见，乡人号为稻虱云。（注：光绪《常昭合志稿》卷四七《祥异》，“丛书”第153种，第9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第3163页。）
从以上这些记载，我们大体可以推断，在大多数地区，自春天或春夏之交开始，天气阴雨连绵，持续数月，很多地区出现了水患，影响了小麦的收成，不过水灾并不算特别严重，所以秋收尚有希望。然而，天不佑人，水灾之后，七八月间，可能因为田间过于潮湿，光照不足，虫灾继之而起。虽然，很多地方志中记为“蝗蝻”，但从当时天气条件以及上面的记载看，是所谓“稻虱”的可能性较大。而秋天以后，一些地区又出现了旱情。水灾之后，继发虫灾，致使夏秋两季均告歉收。民情大困，饥荒随之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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