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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丛书·内科类》，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毫无疑问，这次大疫乃是由大灾造成，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呢？下面就主要以这次灾荒为例，并适当结合其他事例对此作一探讨。
首先，大灾引起的饥寒冻馁必然会导致易感人群的大量增加，从而也就大大增加瘟疫发生的可能性。上文已经谈到，在这次瘟疫之前大饥荒中，由于官府和社会力量的及时救济，当时并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但普通民众的生活大都极为悲惨，营养的不良必然导致体质的严重下降，而正气不足，病邪就容易侵入。对此，时人在谈到瘟疫的原因时，大都会指出这一点。比如，震泽名医全锦，在行医过程中认为，“有阖家传染者，半因冻馁所致”，故“辄赠赀买米煮粥，即投药饵同煮，俾共啜之，多所全活”（注：民国《震泽县志续》卷五《艺能》，“集成·江苏”，第23册，第357页。）。针对二十年冬天在各地出现阴兵神灯现象，世人“或以为（疫乃）灯火之故”，而道光《分湖小识》的编纂者则指出：“然亦饥寒之所致也。”（注：道光《分湖小识》卷六《别录》下，《灾祥》，乡镇志专辑，第14册，第233页。）
其次，外因方面，灾荒之年，“不但人之中气先弱也，良由所积之秽气特甚耳”（注：周扬俊：《温热暑疫全书》卷四，赵旭初点，《疫病论》，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也就是说在兵荒之年，疫气较常年为甚。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灾荒之年，寒暑雨熯失常，不正之气盛行，“凡疾风暴雨，酷暑严寒，四时不正之气，即为厉气，人若感之，便能为害”（注：金德：《烂喉丹痧辑要·丹痧经验阐解总论》，《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4册，第1975页。）。所以认为，“大疫与常疫不同”，“是年之疫乃毒气深重之大疫，不可以常法据也。始无不自汗者，以手少阳三焦，是动则自汗出，气所生病也”。（注：邵登瀛：《温毒病论》，见《吴中医集·瘟病类》，第406页。） 二是灾荒战乱会导致环境的破坏。对此，当时的一首纪事诗描述道：
至此民少蘇，疫疠又相绊。……榇槥满城隅，僵尸积河畔。流脂欲成川，秽气冲霄汉。（注：林丙鸾：《亥子叹》，见民国《真如志》卷八《杂志·祥异》，乡镇志专辑第3册，第325页。）
这种情况在灾荒之年的江南是很常见的，比如：
道光十一年（1831）水灾，（下关东之水闸）曾经堵塞者半载，逮十二年春夏之交，满河之水变成绿色，腥秽四闻，时疫大作，死亡不可胜计。（注：甘熙：《白下琐言》卷九，第10b页，民国十五年江宁甘氏重刊本。）
也就是说，灾荒导致了环境破坏，而环境的破坏又使得秽气郁积，秽气郁积更促使疫气严重。邵登瀛在谈到这次瘟疫的原因时，认为“途多饿莩，尸气绵亘……遂起大疫”（注：邵登瀛：《温毒病论》，见《吴中医集·瘟病类》，第406页。）。
再次，当时人们虽然不无隔离防疫的观念（注：参阅拙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223～228页。），但出于道德和政府机能等方面的因素，政府和社会并未在这一方面采取任何举措。不仅如此，当时官府和社会为救济民众饥荒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反而在客观上有利于疫病的传染。最典型的莫过于各地普遍设立的施粥厂了。显然，前往粥厂领粥的多为贫苦之人，而他们已经或将被感染疫病的可能性又相对较大。这种情况下，施粥厂简直就无异于疫病“传播器”。比如在昆山，“春夏大疫，时承大灾之后，两邑令劝募设粥赈济饥民。民就食者病死于道，相枕藉，槥不能给，以苇席掩埋之。”（注：道光《昆新两县志》卷三九《祥异》，“集成·江苏”，第15册，第636页。） 对此，当时人也不是完全没有认识，有文献就指出，“日候关筹，夜棲孤庙，风搌檐打盹，湿地权眠，秽气熏蒸，染成疾病，七害也；……虮虱盈衣，垢腻满体，行者鼻掩，聚处秽薰，染成瘟疫，九害也”（注：袁景澜撰：《吴郡岁华纪丽》卷一一“十一月”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聚数万众于一处，秽气熏蒸，以致疠疫。”（注：同治《鄞县志》卷四三《人物传》，第7a页，光绪三年刊本。） 只是由于国家并没有将此视为军国大事而着意解决，而且一时也没有更好的救济方法取而代之，所以大都仍然沿用古老的办法。另外，在一些大的水灾中，还可能出现人们为躲避水灾，往往聚集生活于恶劣环境中的现象，这自然也会促使疫气流行。比如范光阳指出：
乙丑（康熙二十四年）水复大至，暴雨风三日夜，平地涌起数丈，村落漂没，……其有就食扬州，舍于河干，席屋土门，上蒸下湿，疠疫交作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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