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涉及范围甚广的瘟疫对当时社会带来的危害也十分明显。首当其冲的便是人口损减。在当时的史籍中有大量“死亡无算”、“死者枕藉”之类的记载。比如：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大疫，死者盈路。沈归愚先生诗：“故鬼连新鬼，招魂不返魂。”纪实也。（注：潘亦隽：《三松堂自订年谱》，第5a页，见《三松堂集》，同治九年刊本。）
    迨（乾隆）二十一年，自春迄夏，天行大作，民死者相枕藉。棺木无办，以盐包、芦席裹尸甚众。（注：民国《震泽县志续》卷五《艺能》，“集成·江苏”，第23册，第357页。）
    （乾隆）二十一年四五月中，瘟疫遍行，家无不病，病无不危。（注：光绪《周庄镇志》卷六《杂记》，乡镇志专辑第6册，第591页。）
    乾隆二十年己亥，吴下奇荒，丙子春，复遭大疫，大户犹可，小户有合门待毙者，……死者不可胜计。（注：同治《苏州府志》卷一四九《杂记》，“丛书”第5种，第6册，第3516页。）
    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这次大疫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并给时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但究竟死了多少？限于资料，可能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笔者曾就记载相对较多的苏州和丹徒地区做一个粗略的估算，认为疫死率大致在2％～3％之间，在一些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人口损失率最多也不会超过5％。（注：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
    尽管如此，瘟疫给当时人带来的心理冲击依然很大。可能因为当年的灾荒较重，早在二十年秋七月，就有传言称“瘟疫将起，居民写三字粘门壁，云可厌祟，愚蠢相传，几于户遍”（注：诸畮香：《明斋小识》卷七，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版，第28册，第54页。）。瘟疫盛行后，一时人心惶惶，都尽可能地减少外出活动，以免被传染。比如，在苏州城内，“夏夜即闭户，鲜有乘凉者、斗殴者。亲友数日不见，则问安否？相见之下，惟谈鬼神事。”（注：顾公燮：《丹午笔记》，见苏州博物馆等编《丹午笔记·吴城日记·五石脂》，第187页。） 同时，二十年的冬天，可能是因为天气较为干燥的缘故，在一些农村出现所谓阴灯现象：
    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南湖等处，夜有盗船屯集，高悬号灯，闪烁水面，荡漾而来。诸凡殷实之家，纠集勇壮，击柝鸣金，火枪弓弩，各为守御，惊惶累月，至有迁匿城中者。但至日间，毫无踪迹。迨二十一年，自春迄夏，天行大作。（注：嘉庆《贞丰里志》卷下《杂录》，第6册，第443页。）
    乾隆二十年冬月，夜间同里一方田野湖滨火光如炬，有人马舟帜之形，村人鸣锣竞逐，始疑盗起，乃聚散无常，知为阴兵也，弥月方息，明年春夏之交，疫病大起，死者无算。（注：嘉庆《（吴江）同里志》卷一一《杂录》，乡镇志专辑第12册，第79页。）
    由于这种不常见的现象出现之后，恰好发生了瘟疫，于是人们也就很自然地将这两者联系了起来，并找出历史的根据，认为“阴灯主疫，不独于今矣”（注：光绪《周庄镇志》卷六《杂记》，乡镇志专辑第6册，第591页。）。流言的出现，将一些自己不能理解的自然或社会现象“胡乱”联系在一起，在瘟疫盛行的年代，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对此，若以现代的观念来看，很容易视之为“迷信”，叱之为“愚昧”，但实际上，这正反映了普通民众心理的无助，同时，这也是他们寻找安慰的一种手段。无论何时，面对自然，人类总会有种种的无奈和迷惘，这样的行为，至少对当时来说，对缓解民众的心理压力和稳定社会秩序都可能不无益处。
    与对水旱等自然灾害的救济相比，国家对疫病的救疗基本缺乏制度性的规定。（注：参阅拙文《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初探——论清代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所以从国家的官书中，我们也很难发现国家对这次瘟疫采取过什么行动。不过，国家缺乏救疗疾病制度上的规定，并不是说国家会完全坐视不管，实际上养育民众、爱民如子乃是国家一再公开宣扬的教条，特别是对地方官府来说，长官乃“民之父母”，所以，子民染病，尽管他们没有这方面明确的责任，但只要有适当的资源可供调配，一般具有儒家道德信念的地方官大抵也会采取一些救治措施。在这次瘟疫中，有些地方文献谈到，有司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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