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歉收，各地米价纷纷踊贵。到第二年青黄不接之时，各地米价普遍涨至每石三千文以上。比如，在浙西的乌青镇，“二月，乌程乌镇石米二千八百钱，民杂食榆皮，甚有抢攘者，四月米价至三千四百有奇”（注：民国《乌青镇志》卷二《祥异》，乡镇志专辑第23册，第381～382页。）。而苏州的贞丰（今周庄），“二十一年春，米价每升粜至三十五文”（注：嘉庆《贞丰里志》卷下《杂录》，乡镇志专辑第6册，第443页。）。粮食的缺乏，致使大量的民众不得不以草根树皮等一些平日难以下咽的东西为食，或为了生存而卖儿鬻妻，甚至饿毙街头。比如，苏州，“米价腾贵，贫民剥与树皮为食”（注：同治《苏州府志》卷一四三《祥异》，第3390页。）；常州靖江，“斗米三百余钱，麦豆价称是，贫民始食糠秕，继食草根、树皮、石粉，病疫者甚众”（注：光绪《靖江县志》卷八《祲祥》，第153页。）；太仓州镇洋县和常熟县交界的璜泾镇，“大饥，斗米钱三百六十文，斗麦钱二百六七十文，民皆食糟糠，以豆查为美味”；在华亭县干山镇，“丙子春，流民争望烟而集，时称饿虱。沿乡村至无敢午炊者，山间草根树皮都食尽。有观音粉一种，是山石所化，食之能害人，饥民迫于充饥，即官禁勿能止也”（注：乾隆《干山志》卷四《荒政》，第594页。）。对当时的饥民之惨状，宝山的林丙鸾在《亥子叹》一诗中有一更为形象的描述：
器物罄所藏，一钱等千贯。闭籴客商稀，米价三倍丰。伐木卖为薪，古木莫留余。始食仰园蔬，犹存菜及蒜。既而齿豆渣，糠粃如白粲。糊涂煮草根，不粒驱谷愞。鸠鹄渐成形，形小踵反胖。拽踵攫街衢，栖息止寺观。无絮裹足腓，破衣不至骭。枵腹抗霜威，日暮难保旦。僵死无亲收，草卷委堤岸。亥冬物已耗，子春人更痯。鬻儿三百钱，番舶作奴唤。如此长别离，临歧不复看。卖妻一斛米，他家侍翠幔。（注：民国《真如志》卷八《杂志·祥异》，乡镇志专辑第3册，第324～325页。）
面对灾情，国家和地方官府并未坐视不管，地方乡贤也在官府的倡导下，积极参与救治。当年，江苏、浙江等地一些州县不仅被蠲免地丁税（注：参阅常建华《乾隆朝钱粮蠲免问题试探》，《南开史学》1984年第2期。），而且还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口粮赈济。这在当时的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比如在华亭，“邑侯郑公王弼至山发赈，复给借口粮籽种以资耕织，设粥厂以赈流民。……官粟既尽，各蠲米四五百石竭瞭支补，凡四阅月示竣事”（注：乾隆《干山志》卷四《荒政》，第594页。）；在太仓州，“朝廷发粟赈，州守王镐复募民捐设厂东岳祠，煮粥食饿者”（注：乾隆《璜泾志略·灾祥》，乡镇志专辑第9册，第257页。）；青浦，“各城镇俱设厂施粥”（注：咸丰《紫隄村志》卷二《灾异》，乡镇志专辑第1册，第244页。）；而宝山的真如镇，在邑令李公的主持下，乡贤纷纷“捐资煮赈，设厂真如寺。旋因煮粥费繁，量口易米，五日一给，俾沾实惠”（注：民国《真如志》卷八《杂志·祥异》，第3册，第324页。），共费白银三千余两。可能正是因为有官府和社会力量的救助，虽然当时的民众生活悲惨，甚至也有因饥饿而毙命的，但从当时的记载来看，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饿死人的现象。
在官府和地方社会力量的救助下，到第二年的春夏之交，随着春粮的收获，民间的饥荒渐渐缓解，然而，不幸的是，正当“至此民少甦”之时，“疫疠又相绊”（注：民国《真如志》卷八《杂志·祥异》，第325页。）。江南的民众尚未来得及缓口气，一场更大灾难又降临了。
二
关于这一年瘟疫，《清史稿》记载道：“二十一年春，湖州大疫，苏州大疫，娄县大疫，崇明大疫，武进大疫，泰州大疫。夏，通州大疫。十一月，凤阳大疫。”（注：《清史稿》卷四○《灾异志一》，第1529页。） 很明显，这次瘟疫主要集中在江南及其周边地区。不过，就掌握的资料来看，在这一年及其前后，江南周边地区，至少还有江苏的丰县、安东、盐城、阜宁、仪征、兴化、如皋，安徽宿县、泗县、五河、怀远、来安、舒城、无为、庐江、望江等县有疫情发生。（注：参阅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省（市）气象局，中央气象局研究所编《华东地区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1978年内部铅印本，第2～4分册。） 由于资料记载以及收集的不够全面，地区分布上还看不出明显的规律，但大致还是显示出，靠近江南的地区有疫情之县分布较为密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次大疫尽管涉及面较广，但核心地区在江南。当然，就是在江南地区，各地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注：拙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附录，“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第355～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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