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设局诊治染疫民众。比如：
（苏州发生疫情后）郡守张公亲祷穹窿山，触暑而殂。赵太守酉接任，设局元妙观，延医诊治，每日亲到施药，医祁正明亦染时疾死。（注：潘亦隽：《三松堂自订年谱》，第5a页，见《三松堂集》，同治九年刊本。）
（苏州）知府赵公酉，设局圆（玄）庙观，招名医二十五人更番视病。（注：同治《苏州府志》卷一四九《杂记》，“丛书”第5种，第6册，第3516页。）
（震泽）于是奉宪设局，延聘名医施诊施药，求医者丛集，自朝至二三更，无一息之停，如是两月，赖以全活者计千有余人。（注：民国《震泽县志续》卷五《艺能》，第23册，第357页。）
除了延医设局外，有些官员还设醮祈祷：
乙亥夏五（月），吴中亢旱。丙子春，疫疠偾兴，民受其困。时大宪率属吏致斋告虔，思所以为民请命者备至。余请于上台，延师叔侄祈祷。（注：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页。）
除了官府组织的救疗行为外，有些地方人士，也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救治活动：
郑思怙，字志瞻，太学生，世习医，思怙亦精其术。……乾隆丙子邑大疫，思怙门如市，贫无力者给以药，转予之钱，所入多随手尽。（注：道光《昆新两县志》卷二九《人物·好义》，“集成·江苏”第15册，第445页。）
钱溥义，……乾隆二十年，岁饥，首创施粥，并助米千余石，……次年大疫，施槥以千计。（注：光绪《金山县志》卷二四《义行传》，“丛书”第405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4册，第988页。）
陈志学，……乾隆丙子，岁饥，继以大疫，其时贫不能殓死者无归者，在在多有，志学仿古人掩骼埋胔之意，率先倡设会局，独立任为，不辞劳，不惜费，一时枯骨收埋不下二千余口。（注：光绪《丹徒县志》卷三六《人物·尚义》，“丛书”第11种，第2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687页。）
全锦，字纲章，吴江人，……受学于妻伯薛雪，得其传，乾隆二十一年岁饥，民疫，锦尽心诊视，贫者辄赠钱米与药饵，多所全活。（注：同治《苏州府志》卷一○一《艺术》，“丛书”第5种，第5册，第2586页。）
这些救治行为究竟具有多大的成效，现在恐怕已经很难评估，不过至少可以肯定，这些行为对挽救民众生命起到过一定作用，而且包括像祈祷之类的行为，对安定民众的心理，应该会不无效果。至于现代常见的有组织隔离等行为，在我们见到的史料中并未发现。
四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是人们有关瘟疫成因耳熟能详的俗语了，虽然这样的说法并不绝对正确，比如嘉道之际的江南地区，嘉庆十九年普遍大旱，道光三年，则有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灾降临该地，但这两次灾患之后，只有很少的县发生疫情；相反，道光元年前后，并无什么灾情，有不少地方甚至连岁丰稔，却出现了清代最为严重的大疫。（注：参阅拙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附录，“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第355～392页。） 尽管如此，两者之间密切的亲缘关系还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没有特别的外在因素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笔者曾通过抽样统计出，清代江南大约每7次灾荒中会出现1次瘟疫，而灾荒引起的瘟疫要占到瘟疫总数的60％以上（注：参阅拙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第160～164页。），但对灾荒与瘟疫的具体关系还缺乏揭示。
这次大灾之后的大疫给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近半个世纪以后，当扬州的李炳在撰著《辨疫琐言》探讨大灾与大疫之关系时，就举这次和乾隆五十一年的例子说：“语云：大荒之后必有大疫，验之信然。”（注：李炳：《辨疫琐言》，《珍本医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