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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范光阳：《双云堂文稿》卷五《进士吴君万子墓志铭》，见季羡林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56册，第682页。）
由此可见，由于饥寒冻馁，民众体质下降，远较常年容易感染疾疫，而且灾荒之年病人多，死人多，环境不良，不正之气的炽烈再加上各种秽气、病气和尸气，相互交蒸，这样，兵荒之年比较容易发生瘟疫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历史统计学角度来说，大灾与大疫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必然，除了会受到一些外力因素的影响，比如新瘟疫的传入、战争等，一般来说，引发大疫的大灾必然还会有一些特别的机缘。就这次瘟疫而言，乾隆二十年虽然江南普遍发了水灾，但水患并不算很大，不过这一年气候异常却是显见的，首先是春夏之际多雨，然后夏天又相对较凉，接着各地稻田纷纷出现异虫，最后到了秋冬季节，又出现旱情。可能正是这种严重反常，导致了该年冬天许多地方出现了阴火神灯这一奇异现象。不仅如此，当年多种灾害最终导致了各地大面积饥荒现象出现，当时正是国家的救灾体系趋于完备的时期，国家、地方官府以及社会力量都没有听任不管，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拯救饥黎，为一大批贫民提供了可以维持生命的最低保障，使得当时并未发生“人相食”和大规模饿毙的悲惨局面，但大量严重营养不良的贫民的存在，却于无意中为疫病的流行提供了众多的易感人群。同时，国家和社会又没有及时有效地采取必要隔离手段，防止疫病的传染，依然采用施粥这一传统的救济手段人为地促使大量贫民聚集，在客观上还起到了一定的传播疫病的不良后果。从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大灾之年发生大疫的具体情境，而且也从一个侧面看到了盛世中发达地区的民生状况。
据此，我们认为，当时大灾与大疫之间关系至少体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灾往往导致民众生活质量和体质水平大大降低，从而致使其感染疫病的可能性大幅提高。其次，气候的异常和环境的破坏容易引起致病微生物生存环境的改变，这就有可能导致这些微生物的过度繁殖或由变异引发毒性的增强，从而发生疫情。第三，由于缺乏对疫病的正确认识，或者因为政治或社会等多方面原因，使中国传统国家一直未能建立适当的疫病应对机制。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和社会所采取的一些举措有可能不仅无益于疫病最终防治，有时甚至反而会起到传播疫病的作用。
当然，尽管国家对疫病救疗缺乏制度性的规定，但地方官府和社会力量还是尽可能地采取了一些救治措施，比如设立医药局施药诊治、施送棺槥安葬病尸、设坛祈祷等等，这些行为对挽救民众的生命、稳定民心、清洁环境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没有理由轻视甚至否定这些措施对减缓疫情的实际效用，但其对疫情的控制究竟具有多大功效，一时似乎还很难做出确定的评估，根据初步的推测，恐怕作用有限。疫情在流行数月后的平息，大概还是瘟疫自然流行规律的使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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