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教施政治民，注意对社会精神生活的建设与引导，倡导文治，是古代高明的统治者为稳固自己的统治常常采取的措施。文治所注重的是推行政治教化、巩固纲常道德、阐扬儒家学说、发展教育、整理典籍等等。总之，是通过兴办各项文化事业将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教化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的心中，使之不偏离当朝的政治方向和政治需要。在清代诸帝王中，清高宗乾隆最重文治，而且有自身的特点，那就是将推行文治与官方修史事业联系在一起，把设馆修史当作推行文治的重要工具，充分发挥史馆修史的政治功能，通过修纂史书、阐释历史来达到转移人心、扶植纲常的目的，而不是进行空洞的说教。这是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有较高学术修养的政治家的高明之处。 

一、《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的编纂与清廷正统理论 

正统问题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理论问题[1]。作为一种观念，它曾长期支配过中国古代士人和统治者的头脑，经常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政治行为和重大决策。清高宗在进行文治建设时，首先就考虑到从思想意识和政治道德上重新论定南明以及清朝的正统地位，在广大臣民中树立清朝为天下共主的思想，拨正人们——尤其是汉族士人对清朝历史地位的不正确认识，从思想深处转移人心。为此，清高宗特设《通鉴辑览》馆，以《御批通鉴辑览》的编修为依托，从自身的实际需要出发，对明末清初历史作重新解释和伦理判断。

《御批通鉴辑览》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告成[2]（卷813），该书“发凡起例，咸禀睿裁，每一卷成，即缮稿进御，指示书法，悉准麟经。又亲洒丹毫，详加评断”[3]（P430），清高宗在书法、论断等方面具体指示，引导馆臣按自己的意志对历史进行裁决。

1、南明小朝廷的正统地位 

《御批通鉴辑览》一书，对南明政权的正、闰进行了重新定位。清初，统治者一直持明亡于崇祯说，即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正统终结，此后建立的南明小朝廷，没有正统可言。顺治、康熙、雍正都持这一看法。康熙间设馆修纂《明史》，徐乾学等人向皇帝提出仿照《宋史•瀛国公纪》附见宋帝罡、帝昺的做法，把南明福、唐、鲁、桂四王附入《崇祯皇帝纪》[4]（卷2），以明其续接明朝正统。其后王鸿绪也提出仿《宋史》之例来定明季诸王年号，依然希望把南明列入正统[4]（卷2）。但都没有被皇帝采纳。成书后的《明史》，完全将南明排斥在正统之外。清廷对待明亡以及南明政权的态度是：明亡于李自成进北京；清入关是顺天应人，代明讨贼。所谓“流寇李自成颠覆明室，国祚已终。予驱除逆寇，定鼎燕都。惟明乘一代之运以有天下，历数转移，如四时递嬗，非独有明为然，乃天地之定数也”[5]（卷5）。为适应当时政治需要，清廷极力排斥南明政权，宣扬自身得天统而有天下。

可是，到乾隆中期，对南明历史的论断发生了变化。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高宗在审阅国史馆所呈《洪承畴传》时，认为在南明唐王前加“伪”字，于义未协。指出福王在江宁犹宋室南渡，唐、桂诸王之转徙闽、滇与宋帝罡、帝昺之播迁海岛无异，“不必概以贬斥也”[2]（卷761）。明显改变了顺治以来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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