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重新论定南明正统地位，有着深刻的政治、思想背景和明确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笼络人心，显示清高宗“大公至正”的胸怀。清初统治者认定南明为伪，是因国基初定，斗争激烈，“于不顺命者自当斥之曰伪，以一耳目而齐心志”[2]（卷761）。到乾隆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清政权被认同，改变对南明正统地位的论断就是要显示清廷在论断历史时的“至公至正”，所谓“俾读者咸知朕大中至正，未尝有一毫私意偏倚其间”[6]（卷首•上谕），笼络人心，进一步增强清廷凝聚力。其次，为表彰忠于南明的忠义之士扫清障碍，把对明代兴亡的认识纳入到整个封建历史思想体系中考察。乾隆时期，盛中见衰，社会危机已经出现，官僚队伍腐败，农民起义不断，这使清高宗认识到倡导忠君思想的重要，而南明诸多大臣忠君死节的事迹是非常好的历史教材。承认南明合法地位，是表彰明末忠义之士、倡导忠君思想的前提。所谓“彼时仗节死义之人，考订事迹，悉与备书……而崇奖忠贞，亦足以为世道人心之劝”[6]（卷首•上谕）。确立南明正统，也是为劝导人心、褒奖忠君行为铺平道路。

2、清朝的正统地位 

为了笼络人心，倡导节义，适应新的政治形势的变化，清廷对南明政权的正统地位给予了新的解释，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清朝自身正统地位的定位问题。尽管在顺、康、雍时期，统治者一直宣传自己是顺天应人取代明朝，以促使汉人在思想上认同自己，但似乎效果不佳。到乾隆时期，清高宗认识到要想让汉族认同满族并且把满族融入汉族文化中，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对清朝的正统地位进行系统解说，从思想深处解决问题。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正统论上首先要排除的就是夷夏之防的观念。如所周知，中国传统正统理论中本来就有浓厚的排斥少数民族政权的思想因素，再加上始入中原的清王朝推行民族高压政策，就必然导致人们对“新王朝”的抵制，大倡华夷之防。如顾炎武认为：“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7]（P245）王夫之指出：“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8]（P502）黄宗羲也说：“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9]（P12）。这是深怀《春秋》大义的知识分子身遭国破家亡变故以后的悲愤发泄。此种强烈的、根深蒂固的华夷之防的认识不扭转，对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廷统治显然是不利的。

饶宗颐曾说：“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之‘正’之真理。”[1]（P76）清廷在论证自己的正统地位时，在“如何始可以承统”的问题上，强调顺天应人，代明讨贼；在“如何方可谓之正”的问题上，则强调大一统局面，批驳汉民族正统观。雍正时期，清世宗就在《大义觉迷录》中驳斥了华夷之分、中外有别的思想，强调清朝建立的是中外一统、华夷一家的正统王朝，所谓：“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10]（卷83）到乾隆时期，清廷依托《御批通鉴辑览》的编修，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正统论。

从《御批通鉴辑览》和乾隆帝的其它言论来看，在清朝的正统问题上，清廷始终高举《春秋》和《纲目》大义，在他们看来，大一统政权有绝对的正统地位，不论其统治民族如何，发祥地何在。只要能够“为中华之主”[2]（卷1142），实现对以中原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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