僇，视死如归者……皆无愧于疾风劲草”，南明诸王流离失所，“而诸人茹苦相从，舍生取义，各能忠于所事。”[15]（卷首•上谕）这些，都必须在史书中大力彰扬。清初，把忠于明室的人斥之为“伪”，是为了“一耳目而齐心志”[2]（卷761）；杀死那些抗节之士，也是因“混一之初，兵威迅扫，不得不行抗命之诛”[2]（卷995）。总之是受当时历史环境所左右。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儒家忠义角度来看，史可法等人都是“疾风劲草”、“一代完人”。这种评价与清初相比，可说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为明末死难诸臣“平反”的同时，清高宗还论及建文革除之际臣子的行为。他批评朱棣“犯顺称兵，阴谋夺国”，齐泰、黄子澄、方孝孺、铁铉、景清等人辅助少主，在建文势力大势已去之时，“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虽致命不同，而志节凛然，皆可谓克明大义”[15]（卷首•上谕）。同样要给与表彰，载入史册。
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令为明季殉节诸臣议谥[2]（卷996），四十一年正月又令为建文革除之际殉节诸臣议谥[2]（卷1000）。紧接着“以钦定《明史》为主，而参以官修《大清一统志》、各省通志诸书”，将议谥之明朝殉节之臣“胪列姓名，考证事迹，勒为一编”[3]（P526），成《胜朝殉节诸臣录》12卷，交武英殿刊刻颁行。该书记载专谥诸臣26人；通谥忠烈诸臣113人；通谥忠节诸臣107人；通谥烈愍诸臣573人；通谥节愍诸臣842人；入祠职官495人；入祠士民1494人；建文殉节诸臣128人。共3778人，另附入245人[1]。对于那些不知姓名而能慷慨轻生者，无法议谥并写进史书，就“令俎豆其乡，以昭轸慰”[15]（卷首•上谕）。
对于这次修纂《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忠烈，乾隆非常得意，他曾为此书题诗云：“信史由来贵瘅彰，胜朝殉节与羶芗；五常万古既云树，潜德幽光允赖扬；等度早传辽及宋，后先直迈汉和唐；诸臣泉壤应相庆，舍死初心久乃偿。”[15]（卷首•御制序）乾隆如此大规模地崇奖忠贞，当然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所谓“崇奖忠贞，所以风励臣节”[15]（卷首•上谕），“褒阐忠良，风示来世”[15]（卷首•上谕）。纂写历史、表彰忠烈都是手段，目的是为了移风易俗，将历史记载转化为现实的道德评判，为清朝臣子忠于清朝树立榜样。这种作法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四库馆臣从历史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忠臣的意义，“自古代嬗之际，其致身故国者，每多蒙以恶名。故郑樵谓《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毋丘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可见阿徇偏私，率沿其陋。其间即有追加褒赠，如唐太宗之于尧君素，宋太祖之于韩通，亦不过偶及一二人而止。诚自书契以来，未有天地为心，浑融彼我，阐明风教，培植彝伦，不以异代而歧视如我皇上者……权衡予夺，衮钺昭然，不独劲节孤忠，咸邀渥泽，而明昭彰瘅，立千古臣道之防者，《春秋》大义亦炳若日星”[3]（P526）。
总之，随着自身统治的巩固与加强，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统治者适时地将其对明季人物的评价作出调整，通过褒扬忠于明朝的人臣来鼓励清朝的人臣忠于本朝。他们变换道德角色，重新解释历史，巧妙地通过修史来配合现实统治。
2、《贰臣传》与贬斥失节
在旌扬明季忠烈之人的同时，清高宗还对明季降清诸臣进行贬斥。其目的依然是扭转人心，彰善瘅恶。“一褒一贬，衮钺昭然，使天下万世共知朕准情理而公好恶，以是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15]（卷首•上谕）。
清入关之初，为壮大统治队伍，尽快统治中原，屡发诏谕，招降纳叛，规劝明朝官员将领“投顺”，对那些“抒诚来归”的明朝大臣，认为“良可嘉悦”，给予“一体优叙”[5]（卷17）。像降清的洪承畴、冯铨等人，都受到清廷优待。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称赞投顺清朝的明臣“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人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16]（卷1）。可是，到乾隆时期，这种评价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乾隆三十四年（1769），清高宗评价钱谦益“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17]（P6577）。乾隆四十年表彰明季忠臣时，又提到钱谦益等人，认为他们“自诩清流，靦颜降附……均属丧心无耻”[15]（卷首•上谕）。给予严厉斥责。就在《胜朝殉节诸臣录》完成后不久，清高宗诏令国史馆馆臣，在国史中特立《贰臣传》，把那些“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的“大节有亏”的人物统统收入此类，指出：“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录用，以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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