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时期是中国史学史上私家修史的第四次高峰期，这次高潮持续时间长，形成史书多，且史家群体别具特色。以清初而言，私史领域的主流和中坚力量是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这一知识分子群体把明朝统治的解体作为政治理想失败的象征，他们一方面力图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拯救明政权，另一方面则醉心于文化事业，把纂修史书作为政治理想破灭后的文化归宿。据粗略统计，清初（指顺治康熙两朝）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约133人，分布于全国各地，其中以江苏省最多，为43人，浙江省次之，为20人，其余依次分布于安徽、上海、福建、广东、湖南、江西、北京、山东、湖北、河北、山西、广西、云南等地。

一、史家群体构成情况
　　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的特点是忠于明朝，具有反满，或者说反清思想，且该思想意识在清初保持不变，并通过纂修史书的形式加以表现和发挥。从政治倾向性来说，这一史家群体主要由明遗民构成；就学术研究领域和社会经历而言，则有专门史家、名流学者和抗清殉明志士及其后裔的分别。

1.专门史家。修史为他们所擅长的文化活动。早在明朝末年，这些史家就已经对当时史学界史家专业水准不高，史书滥而不实则居多的弊端有所体察，并在此基础上积极筹备私家修史工作，如谈迁、张岱等。鉴于明代修史事业不够繁盛，修成的史书质量不够上乘，早在明朝末年就已经开始凭借私人之力修史。谈迁的《国榷》始修于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到天启六年（1626）时已经写成初稿，只是由于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盗，才不得不重修。张岱的《石匮藏书》早在崇祯元年（1628）即开始修纂，“十有七年而遽遭国变，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张岱：《石匮藏书》《自序》）。这些史家继承了明代以来私修史书的成果，其史书在明代末年已经初具规模，但受到明末清初历史动荡的影响和限制，推迟到清初才得以问世。不可否认，这些史书都留有了明清变革的时代痕迹。

2.名流学者。对于这一类史家来说，在学术研究领域他们另有所长，修史并非其专长。他们是诗人、文学家，或者是经学家、子学家等等，在明朝灭亡之前，还不曾在史学领域深入研究探索有所建树。但是，他们具有良好的学术基础，对于修史以及史书有过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在明朝灭亡后他们大多隐居不仕，除了穷心于所擅长的学术领域之外，深受时世的影响，把修史作为人生的目标之一，这使得他们在清初私家修史领域也成为颇具影响的学者，如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顾炎武是以经学名家的著名学者，在清初的历史大背景下，他也有史书问世，如《圣安本纪》，同时，兼具史书和地理书特点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也是为史学界所称道的上品。王夫之以哲学思想而著称于学术界，但他修纂的《永历实录》在清初私家修史领域确有其独到之处。这一类史家并不以史学而著称，史书并非其学术代表作，但是由于他们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并曾经详细探究考察历史事件的原委，因此，他们的史书不仅反映历史真实，而且颇具思想性。

3.抗清殉明志士及其后裔。抗清殉明志士在明朝灭亡之后，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反清复明的斗争之中，并最终死于明清之际的战火，他们是利用战事的余暇纂修史书，如张煌言、夏允彝等人。张煌言利用作战的间隙修纂了《北征纪略》，而夏允彝的《幸存录》更是在战事非常紧迫的时期完成的，修成《幸存录》后不久就死于清军之手。此外，抗清将领和殉明志士的后裔也成为一支私修史书的队伍，如夏允彝之子夏完淳继承父亲的遗志修《续幸存录》，钱肃乐的族人钱肃润著《南忠记》，吴应箕之子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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