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当君主冲龄之时，在特定的形势下，王朝会出现一种短期的政权构成形式，即临时的特殊政体。其形式约有五种：

1、母后临朝称制。皇帝年幼，母后“权理朝政”。例如，北魏考文帝拓跋宏五岁登极，冯太后临朝执政十余载；唐代中宗李显、睿宗李旦先后即位，武则天皆临朝称制；晚清咸丰帝后妃慈安、慈禧扶持六岁同治帝载淳，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等。

2、诸王监国。《左传》闵二年记载：“（太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君王外出巡狩，太子留守，代行处理朝政，谓之监国。或皇位空缺，新皇未立，由王爷监国，如五代后唐李嗣源、南明福王朱由崧即位前，及鲁王朱以海均曾作过“监国”。

3、宗室诸王摄政。即代替君主处理国政，均以长辈代行幼主视朝。早在西周初期，就出现了这种摄政的历史现象。《礼记正义》卷第二十《文王世子第八》记载：“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践阼而治。”[疏] 曰：“周公代成王践履阼阶，摄王位而临天下。”[①]其后，又如殷商伊尹代太甲，春秋鲁隐公代太子轨等，均属摄政。清代顺治帝褔临六岁即位，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为摄政王；宣统帝溥仪三岁登基，以其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行使皇权。

4、权臣辅政，君主年少，或新君嗣位，受命异姓大臣辅弼国政。君主亲政后，即结束辅佐襄赞之命。《尚书·虞夏传·皋陶谟》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后汉书·伏湛传》云：“柱石之臣，宜居辅弼。”设置辅政大臣，在古代王朝中是屡见不鲜的。例如，三国蜀，刘备病故，其子刘禅登基，由丞相诸葛亮辅政。再如，北周七岁的静帝宇文阐即位，由皇亲国戚、“位望益隆”的随国公杨坚为辅政大臣，假黄铖、以左大丞相身份，总理朝政。康熙初年，四位辅政大臣亦如此。

5、外戚操持国柄。如东汉和帝刘肇，及其后继位皇帝多为少儿，虽名义上太后临朝，但大权为外戚权臣梁冀所握。他身任大将军，又为顺帝、桓帝两皇后兄长。他与皇太后定策禁中，操纵三代皇帝的废立，专制于朝二十余年。质帝不满其骄横，称之“跋扈将军”。东汉自和帝、安帝始，外戚干预朝政，而梁翼专权达到极至。

在何种形势下，实行摄政，或者辅政？各王朝因时而异。其中存在着一个较普遍的问题，那就是随着星移物换，幼主渐大，摄政王、辅政之臣与皇权的矛盾便日趋加剧，其后果，或是辅政之臣废除君主，改朝换代，如隋文帝杨坚废静帝自立，以国号隋取代北周。或为皇帝亲政，拿下权臣，恢复皇权。这种摄政、辅政体制与皇权政体的冲突，构成了古代官僚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王朝的政治走向。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清王朝经历了摄政、辅政，再辅政、再摄政的一个全过程，这种王朝的政治文化更具有典型特质，有利于解析清朝政治体制变更的价值取向。

一、叔王摄政体制的形成

后金时期，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尝试各种“立储”方式，效果不佳，于是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体制。而这种体制极大地限制了汗的权力，此时的汗是徒有虚名，无异于一主旗贝勒。在此形势下，身为汗的皇太极采取种种措施，调整共议国政体制，从四大贝勒，到“三尊佛”，再至一统独尊，天聪六年（16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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