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史学发展史上，《明史》编修是清朝统治者与汉族士人合作的结果。清廷之设明史馆修撰《明史》，除秉承历朝开国即修前代史的传统外，还为了压制当时兴盛的私修明史之风，拉拢钳制汉族士人；汉族士人之参与《明史》修撰，是想借修史保存故国文献。由于这次史书修撰既关乎清廷政治，又关乎士人对明史的认识。因此，围绕《明史》修撰，明史馆馆臣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史学主张。不仅如此，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最高统治者康熙、雍正皇帝等也表达了自己的史学观点，他们大量借鉴历代史书修撰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并根据《明史》修撰的实际情况，对史学功用、史书修撰原则、史书体例、史料辨析等史学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看法，这些史学见解与主张，既是史家个人的观点，同时又打上了官方意志的印记。清初史学思想的状况及发展趋势，几乎都与之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同时这些见解又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清代史学发展的走向，其重要性不可忽视。

一、明治乱、鉴得失与核实求真

明史馆馆臣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待《明史》编修的。作为明末遗民，他们中的多数人对故国文献有种爱恋之情，“以任故国史事报故国”，[1]希望能借此保存一代之史。从学术渊源上看，《明史》纂修官中的许多人都和黄宗羲、顾炎武有着这样那样的学术关联，比如万斯同、潘耒等人与黄宗羲、顾炎武有着直接的学术渊源，徐元文、徐乾学、李因笃、朱彝尊、汤斌等人与黄、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受黄宗羲、顾炎武史学思想影响很大，在论述史书修撰的价值与意义时，摒弃明代虚无学风，沿着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两个思路来考虑问题，明显折射出清初崇实黜虚的学风转向。

潘耒是顾炎武的学生，深得顾氏治学之要领。他特别推崇乃师“明体适用”的经世思想，指出顾氏之学乃“通儒之学”，并批判了雕琢剿说、高谈无根的“俗儒之学”。[2]受此影响，他提出研究历史的目的和宗旨应该是“史家大端，在善善恶恶，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者，其权至重”。[3]对历史事件做出善善恶恶的道德评价，劝戒后人，是潘耒参修《明史》的指导思想。

《明史》之成，黄宗羲的学生万斯同功劳最著，他“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4]制定凡例，拟定传目，统改史稿，以自己的才学识深刻地影响着《明史》修撰。他继承黄宗羲经世致用的思想，对当时理学空谈性天、学者脱离社会现实和民众生活的现象进行了抨击，认为史学乃经世之大端，“将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究其始末，斟酌其确当，定为一代之规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他指出，通过考察历史上的治乱兴衰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决非一时的“因时补救”所能比，而是具有“建万世之长策”的长久价值。[5]

汤斌对史学的社会作用也有深刻论述。他学出孙奇逢，笃守程朱，亦不薄陆王，主于刻励实行，不尚空谈，反对虚空玄远的学风。他在给顾炎武的一封信中称赞顾氏为“当今第一有用儒者”，敬佩顾氏治学“有裨世道”，认为顾氏批判当时学者溺于空疏无当之学，是切中时弊之言，并指出圣贤之学是切于民生日用的。[6]他反对重经轻史的言论，认为经史同条共贯，史学不仅“备事辞”，而且“明道法”，所谓“经史之法，同条共贯。《尚书》备帝王之业，经也而通史；《春秋》定万世之宪，史也而为经。修史者盖未有不祖此者也。故道法明而事辞备，此史之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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