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列传，他们认为详略并无定体，但应当以记载重大事体为原则。汪由敦说：“列传详略，初无定体，然必其有关国故，而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乃得体要，非若碑志家状，有美必书也。”[36]列传载文也要适当，“列传中除奏疏而外，虽有佳文，不宜多载。......惟择其纠正君身，指陈时弊，论劾大臣之最剀切者方可节略入传。其余条陈诸疏，不得概入，以滋繁冗之弊”。[37]

关于志，他们主张要详细论列。徐乾学认为，“史之有志，所以纪一代之大制度也”，象郡县沿革、官职废置、刑罚轻重、户籍登耗、兵卫修废、河漕通塞、日食星变之类，要“详列于志”。[38]汪由敦也说：“历代书志，体各不同，大抵一代典章及累朝因革之故，俱宜备载，俾读者得所考信，后世可以鉴观，故宁详毋略”，但详尽决非漫无剪裁，“《新唐书》志，详赡整齐，可以为法”。[39]王鸿绪则指出志与本纪的关系是：“志职其详，纪职其要”。[40]

关于表，他们肯定其补充纪传、文省事详的作用，提倡作表。万斯同反对刘知几所谓史表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的言论，指出：“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入史者也。”[41]汪由敦也认为“作史无表，则列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庐陵复班马之旧，其见卓矣。有明宰辅列卿，无咎无誉者甚多，各为列传，颇苦碌碌，表立而传之可省者得十之三，则表宜补作审矣”。[42]

我们知道，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论正史编纂，求名责实，拘泥形式，缺乏变通思想。自唐以后，正史编纂日益僵化，缺乏创新。《明史》纂修官所提出的上述见解，实际上是想在纪传体编纂方面有所突破，“本乎时宜，因时变通”便是其中可贵的思想，其关于纪、表、志、传的具体见解，也有不少可供借鉴之处。后来章学诚提出史书编纂要以“史义”为中心，倡言“体圆用神”的编纂主张，试图创造综合体裁，更是在此基础上将体裁创新向前推进了一步。

四、实录、野史与史料价值之考察

在资料采择上，《明史》作者奉行以实录为指归，参伍以野史家乘的史料采择原则。万斯同说：“以国史为主，辅以诸家之书，删其繁而正其谬，补其略而缺其疑。”[43]“采实录之明文，搜私家之故牍，旁及于诸公文集”。[44]并归纳修史中实录与野史的关系为：“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证裁之。虽不敢俱谓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45]万斯同作为官修《明史》的重要审稿人，他的史料采择原则对史馆诸人影响很大，《修史条议》明显吸收这一看法，指出：“诸书有同异者，证之以实录，实录有疏漏纰缪者，又参考诸书，集众家以成一是，所谓博而知要也，”“家乘野史，未可尽信，必本之实录，而参以他书，庶几无失。愿加博访之力，无据一家之言”。[46]另外，潘耒、朱彝尊、汪由敦等人也都有“本之实录，参之野纪”的言论。可见，以实录为主，参以野史家乘的史料采择原则，是《明史》作者的一致看法。

《明史》作者之所以要确定这样的史料采择原则，主要是和他们对实录和野史史料价值的辨证认识紧密相联的。

有明一代，由于废弃了大部分记注制度，起居注、日历、会要、时政记等等皆无专人修撰，只有实录一项，尚能累朝续修，故而实录就成了《明史》修纂中唯一可依靠的官方史料。对明代实录的价值和缺陷，《明史》作者有着较为全面的认识，充满了辩证色彩。在他们看来，实录的价值不可替代，在对“列朝事迹”等史实记载的连续性上，[47]在对“一朝之行事，暨群工之章奏”等军国大政记载的广泛性上，[48]其价值都超过了野史。但实录也有它无法掩饰的缺陷。其一，实录不全。天启四年实录遭冯铨破坏，天启七年实录缺落，崇祯一朝无实录，给修史造成极大困难，所谓“明史成书，莫难于万历之后，稗官踳驳，是非易以惑人，至崇祯一朝无实录依据，尤难措手”。[49]还有，实录记事虽较为广泛，诸如礼仪改制、凶灾赈恤、官吏考核、赋税征免、皇帝诏令、大臣奏议等等，但仍无法涵盖所有史事，“如隐逸、独行、孝友、列女诸传，多实录所未备者”。[50]其二，实录不实。万斯同对“有明十三朝之实录，几能成诵”,[51]对其缺陷也有清醒的认识，指出其中有“为国讳”的现象，认为“有明实录之未可尽信”。朱彝尊、潘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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