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清初史学思想的这种走向，是与当时彰扬起来的崇实黜虚、明体达用的学术风尚相一致的。明清易代，以夷变夏，王朝更替之民族危机使得清初学者由反思政治得失而推原学术精神，由历史的批判而进行学术的批判，他们深感陆王心学之“游谈无根”和程朱理学之“封己守残”与世无补，于是提出尊经重史，主张经史经世，学术崇尚“渊综”与“会通”，学而经世，学而事功之论充斥这一时期各家经说史论之中，学风急转直下。在这种政治、学术的大背景下，治史风尚也由批判明代空疏学风向重经世、重求实、重变通、重史家之主观修养、重史料之辨证分析转变，从而产生了许多新的思想因素，并启导清代中后期史学理论的发展。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明史》毕竟是在清廷控制下修撰的，统治者的意志体现地非常明显，这或多或少的使这些史学思想的价值打了折扣。

注释：

[1]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十八《万贞文先生传》，四部丛刊本。

[2]潘耒《遂初堂文集》卷六《日知录序》，清刻本。

[3][17][18][19]潘耒《遂初堂文集》卷五《修明史议》，清刻本。

[4]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见《史学杂稿订存》，齐鲁书社1980年版。

[5]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与从子贞一书》，四明丛书本。

[6]汤斌《汤子遗书》卷五《答顾宁人书》，四库全书本。

[7][23]汤斌《汤子遗书》卷六《二十一史论》，四库全书本。

[8][24][50][54]汤斌《汤子遗书》卷二《陈史法以襄文治疏》，四库全书本。

[9]叶方霭《史书关系重大，恳祈天语申诫疏》，见《明史例案》卷九，吴兴嘉业堂刊本。

[10][15][27]施闰章《学余堂文集》卷二十五《修史议》，四库全书本。

[11][26][34][37][38][46][57][65]徐乾学《修史条议》，见《明史例案》卷二，吴兴嘉业堂刊本。

[12][14]毛奇龄《西河集》卷十一《奉史馆总裁札子》，四库全书本

[13]毛奇龄《西河集》卷十二《又奉史馆札子》，四库全书本。

[16]毛奇龄《西河集》卷十一《史馆札子》，四库全书本。

[20][45]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二《万季野墓表》，四部备要本。

[21]刘知几《史通》内篇《曲笔》，见《史通新校注》，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22]《元史》卷一百八十一《揭傒斯》，中华书局1976年版。

[25]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二《史馆上总裁第六书》，四部丛刊本。

[28][53]《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四，康熙三十一年正月，见《清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

[29]《清世祖实录》卷九，雍正元年七月，见《清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

[30]刘知几《史通》内篇《序例》，见《史通新校注》，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31]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二《史馆上总裁第一书》，四部丛刊本。

[32][35][40]王鸿绪《王横云史例议上》，见《明史例案》卷二，吴兴嘉业堂刊本。

[33][36][39][42][47][63]汪由敦《松泉文集》卷二十《史裁蠡说》，四库全书本。

[41]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43][48]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寄范笔山书》，四明丛书本。

[44]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与李杲堂先生书》，四明丛书本。

[49]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二《史馆上总裁第七书》，四部丛刊本。

[51]黄百家《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见《碑传集》卷一百三十一，台湾明文书局民国七十四年印行本。

[52]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二《史馆上总裁第四书》，四部丛刊本。

[5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私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

[56]钱谦益《初学集》卷九十《制科三》，四部丛刊本。

[58]王鸿绪《王横云史例议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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