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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读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为《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二卷为《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以下统称“葛书”，引文出处仅注卷次、页码）是在1998年的5月。当时，我对儒家仁学的思想内涵很感兴趣。所以，一拿到刚刚出版的葛书第一卷，我就迫不及待地翻到书中专门讨论“仁”的部分（见第179—181页），试图从这部时新的著作中得到一些更新的启发。却不料葛书对“仁”的内涵仅从“仁者爱人”层面作解，连众所周知的“克己复礼为仁”这一维度都不顾及[1]，而且书中还引述某个时髦学者的“考证”，称“仁”的“本义当是‘心中想着人的身体’”——果如此，则“仁者”的“本义”岂不当是“心中想着人的身体的人”？——我想。于是，就把读这本书的计划搁置了下来。2000年年底，葛书又出了第二卷，我犹豫再三，过了四五个月才买了一本，放在书架上。直到最近，在书店看到葛书的《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也出了单行本，影响似乎越来越大，我才下了决心，要去啃啃这部长达119万字的思想史大著。
不过，说实在的，直到开始写这篇小文章的时候，我还是没有读完精装的葛书两卷本初版。因为我读书一向有一个习惯，碰到疑惑不解的问题，往往要去查其它书中的说法。这回看到葛书劈头第一句“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把思想史看作唯一的历史”（第一卷第2页），我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再看紧接着这一句的下文“这一说法曾经受到重视，也曾经招致批评，不过，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只有思想的历史的传统仍在今天延续，我们也许会对这种不免过分的说法表示同情”，说了一大通，也没有说到被指为科林伍德所说的这一说法的出处，心里疑惑倍增。于是就去翻何兆武先生译的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的中译本，好不容易才在《历史思想的范围》一节找到了这么一段话：“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第一卷第224页）对照葛书第一卷第7页倒数第2行中的一句“如果是这样，那科林伍德所说的一切历史都只是思想史就真的成立了”，可见葛书是把科氏的这段话当作“这一说法”的依据的。但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葛书的三种表述与科氏的表述虽然只有几个字甚至一个字的差异，所表达的意思却有相当大的出入：科氏原文（“All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thought”）本义是强调思想是历史事件的内在方面，强调内在的思想过程在历史过程中的核心意义，而不是说一切历史都只是思想史（因为历史中除了内在的思想层面，也有外在的行动、事件），也不是说作为专门史的思想史是唯一的历史（要不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恐怕也可以反过来转换成“当代史就是唯一的历史”之类的离奇说法了），更不是指什么“只有思想的历史的传统仍在今天延续”（此语全然不通，因为过去时代的物质文明成果亦仍在今天延续）。由此可见，真正“过分”的并不是科林伍德原来的说法，而是葛书对科林伍德观点的曲解，以及随着这种曲解而来的那种自作多情的所谓“同情”——如果要给这种同情加上一个名目，那它也只能说是一种“曲解的同情”或“同情的曲解”，而不是时人称道的那种“理解的同情”或“同情之了解”。
事实上，在葛书中，类似于这样的建立在误读和曲解基础上的“同情”或批评在在多是。如其导论引言中对冯友兰的一段话的误读(下详)以及对侯外庐的一个说法的批评，都是非常明显的例证。侯外庐1957年在为《中国思想通史》修订版所写的新序中，对其著作涉及的范围做了一个这样的说明：
“这部《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显得比较广泛，它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又显得比较复杂。”[2]
按照通常的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是很明晰的，并没有[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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