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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很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很顽固的观念，我觉得用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来描述‘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如果不对西洋的哲学概念加以修改，严格沿用西洋哲学现成术语的内涵外延，多少会有些削足适履，如果不对中国的思想和知识进行一些误读和曲解，多少会有些圆枘方凿，所以，中国古代的知识和思想是否能够被‘哲学史’描述，实在很成问题。”（第一卷第5页）这话看起来很深刻，其实却只是一种无的放矢的鹦鹉学舌之辞，既没有金岳霖区分“中国哲学的史”与“在中国的哲学史”[3]的意义，也曲解了葛书中这段话前面所引的冯友兰的那一段话的本意。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开头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可见，他在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材料是有选择的，而并没有像葛书中说的那样是“用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来描述‘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4]事实上，这也是任何人都不可能这样做的，因为，谁都知道，“哲学”这个概念并不能涵盖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哲学史”这个名称也不能涵盖包括思想史在内的各个历史学科，即使在“辩证法上高山”、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一切学问的年代里，也没有哪个哲学妄人声称要把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全纳入哲学的范围，或者曾经出现过“哲学音韵学”或“音韵学哲学”之类的名目。这是一个方面，也就是葛书所说的“名称”方面。
而从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葛书所说的思想史撰述的过程和经验方面）来看，葛书的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1、从历史渊源上来看，如果不计名目，而重实质，承认学案之类为学术思想史著作，那么，我们就得承认中国思想史研究有一个比中国哲学史研究更早的、更深厚的本土传统。2、即使仅仅从现代学术的范围来看，中国二十世纪的思想史研究也是“曾经经历过相当完整的过程，积累过相当成熟的经验”的。虽然以思想史为名的著作比哲学史著作出得晚，但是，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无论在规模、格局上，还是在成就和影响上，与哲学史撰述相比，它们都并不逊色。中国哲学史方面，胡适、冯友兰和任继愈的著作都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光就影响而论，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和李泽厚的三部中国思想史论著肯定不亚于它们，而从学术价值上来看，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则各擅胜场。至于海外学人的有价值的研究著作，更是不胜枚举。[5]对于这些思想史著作的撰述经验，明智的思想史写作者是不会等闲视之的。更何况，哲学史研究本身就属于思想史研究的范围，哲学史著作的撰述经验，也同样可以为思想史研究者借鉴甚至取法。若不然，岂不是要“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吗？3、中国当代的思想史研究，虽然与哲学社会科学其它学科一样，长期笼罩在意识形态的阴影下，但是，它的发展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即使在文革时期，中国思想史研究也仍然以一种政治化的扭曲的形态（如所谓“评法批儒”）存在着，甚至隐然具有某种显学的位置，这与许多其它学科的凋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在文革以后，思想史研究也并没有随着其它学科的复苏和兴旺而相形失色，而是一直产生着相当大的影响，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思想史研究更是由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热中的一个重心转而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包括葛兆光本人在内的一些八十年代的学术新秀，就是在这种热潮中从其它领域转而进入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这是一个事实。那么，这个事实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是说明思想史研究冷落，还是说明它非常热门？是说明中国的思想史研究缺乏自己的学术传统，没有形成像哲学史研究那样可资参照的研究范式，甚至没有积累足够的经验教训，可以让有志于“重写”各种历史的时新学者们有所借鉴，还是说明某些学人自身知识准备不足，还没有真正找到思想史研究的门径呢？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深思的。
二
作为《中国禅思想史》等书的作者，葛兆光在思想史写作方面，并不是一个新手，他对思想史研究和写作的思路，还作过很多的思考。对于他在思想史撰述方面的一些“新的思路”，他自己显然是比较看重的[6]，许多评论者对他的《中国思想史》表示肯定，也往往着重于这一方面[7]。但是，从《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导论及书中其它部分的有关论述来看，葛对思想史的理解和他的那些自以为新颖的研究撰述思路恐怕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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