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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成问题的，甚至是相当混乱的。在此，我们不妨首先看看他对思想史本身以及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理解。
在葛兆光看来，思想史的面目是模糊不清的，与邻近其他学科的界限也是不确定的。他在《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导言》开头这样写道：
“至今，思想史仍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领域，它的中心虽然清楚，但是叙述的边界却相当模糊，致使它常常模糊不清，也无法像它的邻近学科那样清楚地确立自己的边界，比如它与宗教史、学术史常常关注相同的对象，以至于它们总要发生‘领土争端’，比如它与社会史、文化史常常需要共享一些知识和文献，于是它们又总是要产生‘影像重叠’，比如它与政治史、经济史常常要建立一种相互诠释的关系，于是它们又总是要‘互为背景’，甚至产生了谁笼罩谁、谁涵盖谁的问题。这导致了它作为学科的基础和规范难以确立，就好像一个历史上四处游牧的部落在诸国并峙的地界乍一定居，很难立即确立它的领土和法律，也很难约束它的国民越界犯境一样。”(第二卷第2页)
后头又写道：
“……无论在实际的写作中，还是在学科制度化的建制中，还是在公众的理解视野中，‘思想史’仍然面目不清，实际上它依然面临一些窘境，仅仅是我现在关注的，就包括以下一些问题：第一，思想史究竟其意义在于确立历史上值得表彰的思想‘道统’，还是叙述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实际上，这个问题也就是追问，思想史到底属于思想，还是属于历史？第二，如果是后者，那么它是否应当确立它叙述的对象，在思想的历史中不仅有精英和经典，而且有普遍的、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在支持着社会生活，不仅有思想天才辈出的时代，还有思想凡俗平庸的时代，那么后者是否应当也纳入历史时间加以考虑？第三，如果要描述一个涉及范围更广泛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那么，思想史如何避免自身的漫无节制，并确实处理好它与社会史、政治史的互为背景问题？第四，思想史如何处理它与文化史、学术史的畛域冲突，换个方式来说，就是思想史有无必要划出一个明确的边界，以避免它与文化史、学术史之间的领域重叠？”（第二卷第4页）
在这里，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葛书原文，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避免断章取义之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两段话比较清晰而又系统地表明了葛兆光对思想史与其它学科关系的思考以及他对思想史学科定位的困惑。不可否认，作为一个正在重写思想史的学者，葛的上述言论都是有感而发的，也是经过了他自身的实践与反思的，并不是一些空泛的门外之谈或理论上的纸上谈兵，因而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严格地从学理上对这些言论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上述说法的立论基础是相当薄弱的，其推论也是没有多少逻辑依据的。
众所周知，思想史的本义就是思想的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它诚然属于历史学的范围，但是，在历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之中，它与其它分支学科（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等）的区别却是通过思想这个主题而体现出来的，更确切地说，是因为它以思想的历史进程作为特定的题材领域和研究对象，所以，它必然要从历史的角度探究思想的意义。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思想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是同样值得关注的。在思想与历史的归属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此其一。其次，既然思想史既属于历史，也属于思想，那么，它在“确立它叙述的对象”的时候，就必须兼顾历史与思想这两个方面的价值，确切地说，就是必须兼顾一种思想在历史上的外在影响和它自身在思想上的内在价值，而不能仅仅依据一种思想在历史上的外在影响确定它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更不能把平庸的东西与思想经典放在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地位。其三，诚如科林伍德所言，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思想的领域是没有边界的，无论政治、经济、社会，还是灵与肉、有与无，一切事物（包括实体与空无）都是思的对象，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学科也都涉及到人的思想过程，并且必须以把握历史上的人的思想作为前提，因而，这些学科与思想史之间一定有着许多交叉重叠的领域。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这种交叉并不意味着特质的消融，更不意味思想史没有自己确定的边界。正如其它学科也并没有因与思想史的交叉关系而消融掉自己的特质、取消本学科一样，学科分际始终是存在的。即使处理相同的原始材料，各个学科的方法和侧重点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把握思想的特点是把思想因素分别纳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进行描述，那么，思想史的特点就是把一切思想材料纳入思想自身的进程中进行描述。在思想史中，任何一种历史材料，都必须纳入到思想的历史进程中显示出它的意义，正如在政治史和经济史中，任何一种历史材料都必须纳入到政治或经济的历史进程中一样，这是思想史与其它学科的根本区别，也是学科分际之所在。不同的学科处理同样的题材，这谈不上有什么冲突。思想史要明确自己的学科定位以及与其它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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